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它常被人认为是受了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启发，带有明显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影响是部分的，不等于全盘照抄，而是吸取前人精华，经过消化，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它新的内涵。
　　两人的《狂人日记》都以日记形式，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直观地描绘了“狂人”的内心活动；都写到街上的众人和家中的佣人；都赋了“狗”这个意象；都提到事情要“研究明白”；都发现了自己原本的认识错误：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以前怎么能设想自己是个九等文官”，鲁迅的“狂人”认为“以前的三十年，全是发昏”；小说的结尾也用了相同的笔调：果戈里的“狂人”呼吁：“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鲁迅的“狂人”喊出：“救救孩子。”两个“狂人”的日记都用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话语来表示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断续的、跳跃的、扭曲的语言，表现了主人公不受理性控制的心理。从鲁迅《狂人日记》中“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所说的是疯言疯语；而果戈里的波普里希钦就更疯了，他的日记开始较正常，接着是一段可笑的含糊其词（会说话和写字的狗），结尾时，他还自命为西班牙国王，为地球将落到月球上去而恐慌，后几篇日记的日期也写得乱七八糟。两个“狂人”的“狂”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一种信念的执著追求，他们所有的幻觉和思想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疯子对现实的认识要比一个正常人的认识更深刻，他们的“狂”是他们与社会关系的对立和不协调造成的。
　　这两篇小说语言、情节、构思等看来相似，其实本质不尽相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的穷书记员一心要升官发财，要追求上司的女儿，正是这种痴心妄想使他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并最终发了疯。他用疯狂的笔将他的真实生活和真实病因传达出来，对沙俄官僚等级制度和官场腐败的黑暗进行揭露，在辛酸的幽默中表现了主人公的痛苦遭遇和社会的不平等。而鲁迅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更深层次的体现。日记一开始就写主人公已经发狂，没有写清造成他现状的个人和社会原因，没有明确地为我们提供一幅带有人民地位差别的生活画面，仅提了“佃户”“佣人”。“狂人”自己的命运在小说中反映得很含糊，没有局限于个人不幸，也不仅仅为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而是以“狂人”为工具把小说思想提升到了改变传统观念和想要唤起民族觉醒的高度。小说没有探讨中国传统中“吃人主义”的政治原因，相反却暗示了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因素在人们心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意思是说从原始野蛮人进化到真的人是从思想开始的，因而结尾提出“救救孩子！”要从思想上拯救年轻一代，从而来拯救整个民族。这也体现了他“进化论”的观点。
　　就“狂人”本身来看，鲁迅笔下的“狂人”的内心变化要比果戈里的“狂人”复杂得多，深刻得多。鲁迅的《狂人日记》包含着狂人对社会现象的发现和希望改变社会现状以及对自我的发现和否定的过程。“狂人”在“月光”下悟到自己以前“发昏”，进而翻看历史书，由此产生一系列发现：原来自己生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居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在吃人世界里混了多年”，也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狂人”的自我发现引起自我否定，从而使他在真的人面前感到惭愧，“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因此，他在自省后喊出“救救孩子！”希望“真的人”多起来。鲁迅塑造出来的“狂人”的这种心理波动是果戈里小说中无法让人体会得到的。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透彻认识的产物。鲁迅借“狂人”来宣泄长久积蓄于心中的激愤情绪，通过这篇小说来揭示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弊端，对现实提出控诉，但却不是一般的讽刺和揭露，有着深刻的历史见解。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喊，肩负着唤醒民众、拯救人们思想的任务，比起果戈里对“小人物”的讽刺与同情要“忧愤深广”得多。由此可见，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部独创性作品，远不是果戈里《狂人日记》的简单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