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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仆人是服务类人群，在现实生活中为雇主提供服务，在戏剧的故事情节中，仆人为各自的主人提供服务。由于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使得中东方和西方的仆人在行事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通过这些方面对比东西方仆人行为的差异，来探寻仆人这类形象在戏剧中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西厢记》 《一仆二主》 仆人 对比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4-0146-02
在中西方的戏剧故事情节中，除了剧中主人公的形象是一类群体为观众和读者所牢记，还有仆人这样一个群体为观众和读者所熟知，这类群体的存在看似无足轻重，实则为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主人公是“红花”，那么跟随在主人公身边的仆人则是“绿叶”，仆人这一类形象群体的存在不仅在关键时刻对情节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而且在形象的塑造上很多时候也能衬托出主人公的高贵或者反映出主人公所存在于哪一社会阶层。
一、情节的异同与仆人行为目的的对比分析
《西厢记》和《一仆二主》两部剧的结局都皆大欢喜，剧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终成眷属。两部剧都不同程度上反应出仆人的忠诚，但是《一仆二主》中特鲁法尔金诺的行为是为自己筹谋却恰巧撮合了两位主人，《西厢记》中的红娘则是想主人之所想，及主人之所及，为自己的利益筹谋的成分较少，但是这并不代表红娘的行为目的中没有为自己打算的成分。崔家是个被礼教所禁锢的家庭，这与红娘的活泼截然相反，红娘作为跟随崔莺莺的丫头可以在莺莺寻得良人后跟随莺莺离开崔家这个压抑的家庭，处境要比现在轻松，这也是红娘行动的动因之一。然而在剧中，不同的角色对同一角色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西厢记》中，不同的角色对红娘这个仆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崔老夫人觉得红娘是个有点滑头的丫鬟，崔莺莺认为红娘是机灵又贴心的丫头，而在张生眼里红娘则是善良的“女菩萨”；在《一仆二主》中女仆斯米拉尔金娜认为特鲁法尔金诺是聪明讨喜的人，高傲的商人和博士片面的认为特鲁法尔金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布店的老板则认为特鲁法尔金诺看起来没那么坏甚至有点傻。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仆人这一形象的性格判定是不同的，这样不同的判定加上人物的行动，使剧中仆人的角色变得真实丰满。
无论两位仆人为自己筹谋的份额占据行动多少，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出自社会底层。但是淳朴善良，对主人也相对忠誠，以各自特有的机智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面对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言辞来进行交流，能够把话说在关键的点上，引发剧情中的高潮。
二、文化差异下所导致的行为差异
哥尔多尼是意大利的喜剧家，《一仆二主》这部喜剧创作于1745年，正值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由资产阶级发起，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而旧的贵族阶级不愿意妥协，为此两个阶级开始了较量。哥尔多尼作为意大利喜剧作家的代表之一推动着喜剧的改革与顽固派做斗争，主张创作现实主义的戏剧，更多的表现生活，并强调喜剧源于生活，喜剧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主张，提倡喜剧要有固定的台词表现生活，而《一仆二主》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哥尔多尼将《一仆二主》中的仆人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塑造成贴近生活的人物，与当时旧的喜剧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向旧的刻板的喜剧形式发起了挑战。剧中特鲁法尔金诺原本是一位农民，但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战争，使得农民生活贫困经常为能否吃饱而发愁，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讨生活。特鲁法尔金诺不仅仅是剧中的角色，也是当时广大农民生存现状的一个反映，这也符合哥尔多尼所提倡的喜剧来源于生活。
《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这部剧在搬上舞台后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西厢记》中“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夙愿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讲究“德行”尤其对女性的要求更为苛刻。另外存在封建社会底层人民在生活潦倒为了生活把儿女卖给富贵人家做仆人，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是合法的，在富庶的家族中，公子小姐会有自幼跟随自己的贴身侍从，而这样的侍从和主人大多情同手足，主仆之间形成默契，主仆的利益是捆绑式的，仆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但是忠诚度高。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红娘帮助莺莺和张生的行为就具有合理性，红娘的行动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其所处的地位。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有对红娘行为的分析，大多数论点认为红娘是活泼机智勇敢的，在对待莺莺和张生的感情这一事件上是无私的，但是也有文章通过对红娘行为的分析认为红娘帮助张生和崔莺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帮助主人和自己“逃离”这个沉闷的家庭。红娘对张生存在好感，在红娘与莺莺的对话中红娘向莺莺表达自己对张生的看法时夸赞张生并说即便自己的心肠硬但是见到张生也不免软了几分，红娘在帮助张生见崔莺莺时三番两次的给张生取不同的绰号等行为。通过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教传统中有丫鬟在小姐出嫁后也嫁给小姐的夫君做妾室的陋习，虽然这是陋习，但却是社会下层人“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样一来，红娘的心思和行为就并不是卑鄙的私心，是可以被理解的。纳妻子的丫鬟为妾这一行为在很多剧作中有所体现，甚至在近代文学作品中仍然有这样的情节桥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曾家的二姨太桂姨就曾是太太的丫鬟，那么红娘对张生另做他想来“改变”命运也是情理之中。
在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的剧作中很多剧中仆人的形象和行为都是可圈可点的，在《伪君子》中女仆桃丽娜表现出的机智也是经典的仆人形象的典范。而在悲剧作品中，仆人的行动和语言也有贯穿全局的作用，但这类仆人的行为和语言往往对剧情的发展起着“副作用”，如《雷雨》中的鲁贵，《日出》中的李石清，这类仆人奸诈狡猾，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坏”的方向发展并且为事件添油加醋。在有仆人的剧作中，仆人作为主人的“附属品”，或执行主人授意的行为或替主人表达一些作为“上流人物”无法道出的话语，是主角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仆人是主人的影子。仆人这一类角色的存在是主人也可以说是主角情感的外化的关键所在，使喜剧更喜，悲剧更悲，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同样的舞台不同呈现
无论是《西厢记》还是《一仆二主》都是中西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两部剧的文本都具有可读性，但是在把一部剧目搬上舞台的时候，舞台上的呈现有导演的二度创作成分在里面。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讲究动作程式化，即便是生活中的动作例如倒茶、落座、上马都有固定的动作。中国传统戏曲对角色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分为生、旦、净、丑，演员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行当，而不同的剧目中不同角色的扮演对角色也有严格的要求。在《西厢记》中，每个角色的动作都是程式化的，并且角色的选择也很严格，剧中的红娘活泼机灵由旦角中的花旦来扮演，人物行为语言动作都很契合文本。
而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仆二主》中，无论是演员的对白还是角色的选取都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在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的选择和扮演上则没有中国传统戏曲那样繁杂的要求。在观看到的《一仆二主》精彩的片段中，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由一位灵活的胖子所扮演，在不同的导演的二度创作中，特鲁法尔金诺的扮演者风格是不同的，尽管风格不同，但是不同的演员在扮演的时候都保留了文本中所叙述的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所具有的性格和行为特征。有的导演甚至将经济时事融入到剧情中，借剧情来反应当下的社会經济状况，这可以使观众更好的理解剧情，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是创意点，在观剧后剧情也更容易被观众们津津乐道。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出现了中国戏曲与西方的戏剧的碰撞，将中国传统的戏曲剧目改编成西方的戏剧，或者将西方的戏剧改编成中国的戏曲，不管改编成何等形式，剧目中的重要人物的性格依然被相对较好的保存。仆人这类形象群体，不必刻意刷出存在感但是观众依然会对仆人的形象存在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仆人的存在是主人情感或行为的“放大镜”他们的行为推动情节发展，还因为仆人这类角色会出现在关键的时间或事件的节点上。无论是西方的仆人还是中国戏剧中塑造的仆人，他们看似无足轻重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并且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仆人虽然一直是社会的底层人物甚至是上流社会和贵族的附属品或私人财产，但是却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思想的“独立”的存在。无论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是戏剧的舞台上，仆人这类形象群体都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类群体而存在。
参考文献：
[1]马丽娜.《西厢记》中的红娘形象探析[J].文学教育，2014，（09）：36-37.
[2]庄清华.《西厢记》中红娘的角色功能[J].三明学院学报，2015，（32）：63-67.
[3]夏潜.“一仆二主”的危机[J].上海戏剧，2012，（10）：33.
[4]熊闫寅子.浅谈《孪生兄弟》《李尔王》《一仆二主》的仆人及其对比[J].戏剧之家，2015，（11）：26-28.
[5]朱俊海.未必没有私心——《西厢记》红娘形象新论[J].梧州学院学报，2007，（17）：88-90.
[6]覃红.喜剧改革史上的一颗明珠——《一仆二主》艺术赏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S6）：59-61.
关键词：《西厢记》 《一仆二主》 仆人 对比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4-0146-02
在中西方的戏剧故事情节中，除了剧中主人公的形象是一类群体为观众和读者所牢记，还有仆人这样一个群体为观众和读者所熟知，这类群体的存在看似无足轻重，实则为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主人公是“红花”，那么跟随在主人公身边的仆人则是“绿叶”，仆人这一类形象群体的存在不仅在关键时刻对情节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而且在形象的塑造上很多时候也能衬托出主人公的高贵或者反映出主人公所存在于哪一社会阶层。
一、情节的异同与仆人行为目的的对比分析
《西厢记》和《一仆二主》两部剧的结局都皆大欢喜，剧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终成眷属。两部剧都不同程度上反应出仆人的忠诚，但是《一仆二主》中特鲁法尔金诺的行为是为自己筹谋却恰巧撮合了两位主人，《西厢记》中的红娘则是想主人之所想，及主人之所及，为自己的利益筹谋的成分较少，但是这并不代表红娘的行为目的中没有为自己打算的成分。崔家是个被礼教所禁锢的家庭，这与红娘的活泼截然相反，红娘作为跟随崔莺莺的丫头可以在莺莺寻得良人后跟随莺莺离开崔家这个压抑的家庭，处境要比现在轻松，这也是红娘行动的动因之一。然而在剧中，不同的角色对同一角色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西厢记》中，不同的角色对红娘这个仆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崔老夫人觉得红娘是个有点滑头的丫鬟，崔莺莺认为红娘是机灵又贴心的丫头，而在张生眼里红娘则是善良的“女菩萨”；在《一仆二主》中女仆斯米拉尔金娜认为特鲁法尔金诺是聪明讨喜的人，高傲的商人和博士片面的认为特鲁法尔金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布店的老板则认为特鲁法尔金诺看起来没那么坏甚至有点傻。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仆人这一形象的性格判定是不同的，这样不同的判定加上人物的行动，使剧中仆人的角色变得真实丰满。
无论两位仆人为自己筹谋的份额占据行动多少，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出自社会底层。但是淳朴善良，对主人也相对忠誠，以各自特有的机智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面对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言辞来进行交流，能够把话说在关键的点上，引发剧情中的高潮。
二、文化差异下所导致的行为差异
哥尔多尼是意大利的喜剧家，《一仆二主》这部喜剧创作于1745年，正值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由资产阶级发起，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而旧的贵族阶级不愿意妥协，为此两个阶级开始了较量。哥尔多尼作为意大利喜剧作家的代表之一推动着喜剧的改革与顽固派做斗争，主张创作现实主义的戏剧，更多的表现生活，并强调喜剧源于生活，喜剧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主张，提倡喜剧要有固定的台词表现生活，而《一仆二主》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哥尔多尼将《一仆二主》中的仆人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塑造成贴近生活的人物，与当时旧的喜剧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向旧的刻板的喜剧形式发起了挑战。剧中特鲁法尔金诺原本是一位农民，但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战争，使得农民生活贫困经常为能否吃饱而发愁，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讨生活。特鲁法尔金诺不仅仅是剧中的角色，也是当时广大农民生存现状的一个反映，这也符合哥尔多尼所提倡的喜剧来源于生活。
《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这部剧在搬上舞台后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西厢记》中“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夙愿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讲究“德行”尤其对女性的要求更为苛刻。另外存在封建社会底层人民在生活潦倒为了生活把儿女卖给富贵人家做仆人，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是合法的，在富庶的家族中，公子小姐会有自幼跟随自己的贴身侍从，而这样的侍从和主人大多情同手足，主仆之间形成默契，主仆的利益是捆绑式的，仆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但是忠诚度高。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红娘帮助莺莺和张生的行为就具有合理性，红娘的行动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其所处的地位。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有对红娘行为的分析，大多数论点认为红娘是活泼机智勇敢的，在对待莺莺和张生的感情这一事件上是无私的，但是也有文章通过对红娘行为的分析认为红娘帮助张生和崔莺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帮助主人和自己“逃离”这个沉闷的家庭。红娘对张生存在好感，在红娘与莺莺的对话中红娘向莺莺表达自己对张生的看法时夸赞张生并说即便自己的心肠硬但是见到张生也不免软了几分，红娘在帮助张生见崔莺莺时三番两次的给张生取不同的绰号等行为。通过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教传统中有丫鬟在小姐出嫁后也嫁给小姐的夫君做妾室的陋习，虽然这是陋习，但却是社会下层人“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样一来，红娘的心思和行为就并不是卑鄙的私心，是可以被理解的。纳妻子的丫鬟为妾这一行为在很多剧作中有所体现，甚至在近代文学作品中仍然有这样的情节桥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曾家的二姨太桂姨就曾是太太的丫鬟，那么红娘对张生另做他想来“改变”命运也是情理之中。
在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的剧作中很多剧中仆人的形象和行为都是可圈可点的，在《伪君子》中女仆桃丽娜表现出的机智也是经典的仆人形象的典范。而在悲剧作品中，仆人的行动和语言也有贯穿全局的作用，但这类仆人的行为和语言往往对剧情的发展起着“副作用”，如《雷雨》中的鲁贵，《日出》中的李石清，这类仆人奸诈狡猾，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坏”的方向发展并且为事件添油加醋。在有仆人的剧作中，仆人作为主人的“附属品”，或执行主人授意的行为或替主人表达一些作为“上流人物”无法道出的话语，是主角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仆人是主人的影子。仆人这一类角色的存在是主人也可以说是主角情感的外化的关键所在，使喜剧更喜，悲剧更悲，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同样的舞台不同呈现
无论是《西厢记》还是《一仆二主》都是中西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两部剧的文本都具有可读性，但是在把一部剧目搬上舞台的时候，舞台上的呈现有导演的二度创作成分在里面。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讲究动作程式化，即便是生活中的动作例如倒茶、落座、上马都有固定的动作。中国传统戏曲对角色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分为生、旦、净、丑，演员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行当，而不同的剧目中不同角色的扮演对角色也有严格的要求。在《西厢记》中，每个角色的动作都是程式化的，并且角色的选择也很严格，剧中的红娘活泼机灵由旦角中的花旦来扮演，人物行为语言动作都很契合文本。
而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仆二主》中，无论是演员的对白还是角色的选取都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在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的选择和扮演上则没有中国传统戏曲那样繁杂的要求。在观看到的《一仆二主》精彩的片段中，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由一位灵活的胖子所扮演，在不同的导演的二度创作中，特鲁法尔金诺的扮演者风格是不同的，尽管风格不同，但是不同的演员在扮演的时候都保留了文本中所叙述的特鲁法尔金诺这一角色所具有的性格和行为特征。有的导演甚至将经济时事融入到剧情中，借剧情来反应当下的社会經济状况，这可以使观众更好的理解剧情，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是创意点，在观剧后剧情也更容易被观众们津津乐道。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出现了中国戏曲与西方的戏剧的碰撞，将中国传统的戏曲剧目改编成西方的戏剧，或者将西方的戏剧改编成中国的戏曲，不管改编成何等形式，剧目中的重要人物的性格依然被相对较好的保存。仆人这类形象群体，不必刻意刷出存在感但是观众依然会对仆人的形象存在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仆人的存在是主人情感或行为的“放大镜”他们的行为推动情节发展，还因为仆人这类角色会出现在关键的时间或事件的节点上。无论是西方的仆人还是中国戏剧中塑造的仆人，他们看似无足轻重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并且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仆人虽然一直是社会的底层人物甚至是上流社会和贵族的附属品或私人财产，但是却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思想的“独立”的存在。无论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是戏剧的舞台上，仆人这类形象群体都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类群体而存在。
参考文献：
[1]马丽娜.《西厢记》中的红娘形象探析[J].文学教育，2014，（09）：36-37.
[2]庄清华.《西厢记》中红娘的角色功能[J].三明学院学报，2015，（32）：63-67.
[3]夏潜.“一仆二主”的危机[J].上海戏剧，2012，（10）：33.
[4]熊闫寅子.浅谈《孪生兄弟》《李尔王》《一仆二主》的仆人及其对比[J].戏剧之家，2015，（11）：26-28.
[5]朱俊海.未必没有私心——《西厢记》红娘形象新论[J].梧州学院学报，2007，（17）：88-90.
[6]覃红.喜剧改革史上的一颗明珠——《一仆二主》艺术赏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S6）：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