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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丽水2010年7月的两起舆论监督事件引人注目。其一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遭到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原因是其报道揭露了该地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内幕，后在新闻出版总署密切关注和积极活动下，浙江省公安厅介入此事并作出指导，丽水市公安局于7月28日组织有关专家连夜审核该案的相关证据和办案程序，经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的理由对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其立即撤销该刑事拘留决定，并向记者本人赔礼道歉；遂昌县公安局于7月29日宣布撤销了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其二是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栏目记者陈文光7月29日来到丽水市莲都区紫金街道芦埠村，采访调查村里违规修建休闲山庄一事，被村委会副主任曾国峰打伤以致住院；在上级部门压力下，曾国峰到陈文光的病房赔礼道歉。
在这两起事件中，地方政权部门和领导对记者采访报道权进行粗暴践踏，阻碍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源于舆论监督会破坏他们的非法经济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舆论监督的困境与尴尬。让人乐观的是由于上级部门的介入，这种错误行径得以纠正，也让世人看到由于中央政府支持舆论监督，中国正在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舆论监督逐渐实现常态化，成为党和政府更好开展工作的手段。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可谓一语中的说明我国舆论监督的前景。
政府“经济人”角色会本能阻止舆论监督
政府应然角色是“公共人”。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按照一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政府，二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作为人民权力的代理者，政府应全心全意为其委托者——人民服务，其根本职责在于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实然角色是“经济人”，因为政府部门及官员也具有“自利性”，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经济人”属性驱使下，政府部门及官员会用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开展活动，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利益：争取更大的权力、树立更高的威望、寻求部门预算和规模的最大化、减轻工作负担、降低职业风险、获取更多报酬、争取更长任期，等等。这些追求有时会偏离公共利益。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经济人”角色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所作的《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中央部门用假发票套现1.42亿元，地方部分部门瞒报各项收入和资产近6亿元。①这种追逐私利、放弃公共利益的行为同样表现在丽水两起舆论监督事件中。遂昌县公安局之所以对记者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决定，是急于对仇子明施加压力，制止这种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揭开事实真相，他们深知舆论监督的威力，一旦该地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内幕在媒体曝光，会给当地政府利益带来损害：迫于各方压力，政府部门须对凯恩公司的违法行为及相关负责人进行查处，给人民一个交代，这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期待的做法直接限制凯恩公司的利益所得，间接也会损害当地政府利益，因为当地政府很大一部分收入源自凯恩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政府不惜以权压法，令遂昌县公安局发出刑事拘留决定，以期锁住内幕获得既往收益。在第二起事件中，村委会副主任曾国峰对记者陈文光拳脚相加，完全把官员的职责和纪律抛之一边，赤裸裸地露出“经济人”嘴脸，为了自身利益而践踏法律的尊严。在自利性的驱使下，部分政府部门及官员会本能地视舆论监督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设置种种障碍。
这种仇视舆论监督的观念和行为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建设和工作开展十分有害。目前党中央旨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以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②中央对舆论监督持欢迎和支持态度，但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由于过多扮演“经济人”角色，对舆论监督非常过敏，生怕触动到其切身利益，致使舆论监督遇到的阻力大、效力不强。这背离了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倡的政务公开原则，也违背了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克服政府“经济人”角色对舆论监督的副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和社会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③服务型政府强调的是服务责任，根本价值取向是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温家宝总理承诺“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④党中央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对克服政府“经济人”角色大有裨益。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是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宗旨是维护和提高社会公共利益，这本质内涵要求政府及官员提高其“公共性”，以便更好地充当公共利益代表，这种要求必然限制其“自利性”，将会在种种活动中减少其“经济人”角色。为更好地开展舆论监督，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须着力解决两个问题：1.落实并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政府运作透明化、权力运作阳光化、财务问题公开化，方能保证人民的知情权，获悉政府做了什么才能对政务作出有力的监督。2.畅通监督渠道。除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监督平台、进行信息传播之外，还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传播信息，发挥其时效性强、成本低、使用便捷的优点，提高舆论监督的效率。一个范例是重庆市检察院近日出台《网络举报(控告、申诉)信息处置试行办法》，把各大网络论坛的举报信息作为重要线索来源，加以规范化管理，这是新形势下拓展举报线索来源渠道、依靠广大网民开展反腐工作的有益尝试。
党中央为人民服务观支持舆论监督
党中央有着优良的为人民服务传统。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成功的关键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均对他这种思想加以强调重申，这种指导思想成为共产党的宗旨，经各级党员干部的执行，深受百姓欢迎；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与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并夺得最终胜利。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干部能在听取人民意见、了解并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这种为人民服务观是欢迎人民监督的，毛泽东曾于1945年告诉黄炎培共产党可以打破历朝历代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方法“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⑤。民主式的执政思想既保证了不会偏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可迅速动员和调配领导下的所有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完成预期目标。这种政治模式为共产党执政做了有益的经验积累。
当最高领导作风民主、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观时，舆论监督有其勃兴的空间，群众的诉求得以表达，反映出的问题能获得各级干部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国家和社会获得较快发展。因此，在选拔官员时我们必须尊重民意、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上级任命制，既可使各级干部认真执行上级命令，又可用人民监督来保证各级干部为民服务。这样选出来的干部既对上负责，又能较好地对下负责。他们既能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并忠诚执行上级决议，还会忠实充当群众利益的代表，虚心听取群众心声，引导提高他们的觉悟，同时依据其正确意见对上级进行负责任的监督和批评。可见，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能较好地弥补我国政治体制的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开放媒体和社会舆论，充分表达人民心声、让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不失为一可行办法。《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这的确值得当政者一番思考。深圳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09年，深圳市政府拿出4.8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孵化社会组织，显示了深圳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公民舆论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得到执政者的充分重视。深圳市纪委首任新闻发言人裴蕾说：“公开是最好的监督，透明是最真诚的回应，新闻媒体是阳光政府最坚定的守望者。”⑥呙中校署名“我为伊狂”在网上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来当时深圳市长的关注，并与他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深圳成为实践党中央为人民服务观和利用舆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本。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10月9日的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致辞中强调新闻媒体须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正是他总结毛泽东等前任党领导为人民服务观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符合历史潮流的决定，在他的带领下，各级干部欢迎舆论监督成为主流，如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感慨：“对媒体监督职能的认识，我们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害怕监督，如临大敌；第二阶段是不怕监督，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要办好一件事情，必须欢迎媒体监督。”⑦可以预测的是，媒体监督前景光明，会积极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
法制文明呼吁新闻法的尽早出台
中国走向法制文明有其历史必然性。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在世界上是典范的人治社会。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皇帝以言代法、权大于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文武大臣及普通百姓具有生杀大权。就算是封建法律也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权益。人治由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治理者的才能智慧和道德水准而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当皇帝英明能干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当皇帝非贤德完善之人时，人治的弊端则很快暴露出来。很多当权者无视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腐败，压榨百姓，一个国家迅速由盛转衰。历史经验教训已告诉我们：法制文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法治是与人治对立的另一种治理国家或社会的方式。与人治的区别是它在管理中不依赖领导人的主观倾向来治理国家或社会，而是依据法制。完备的法律体系可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法治社会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克服了人治社会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弊端。法治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人人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搞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法律相对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言具有强得多的稳定性，可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确保稳定的环境。我国目前正在推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一切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法制的保障。
法治已被党中央确定为治国方略。邓小平鉴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治的惨痛教训，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该会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理论，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指出今后将着力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大力进行普法工作，力求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一步一步走向法制轨道，依法治国正在实现。
新闻法制建设需要加强。十五大给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如2007年3月16日胡锦涛签署主席令公布《物权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得以维护和人民的物质财富能够得到真正切实有效的保护。但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法出台。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没有新闻法予以明确界定，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找到一些笼统、缺乏操作性的规则，例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新闻舆论监督正是公民言论自由与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批评权的表现形式，虽然《宪法》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了舆论监督以合法的地位，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宪法》原则细化，使得其在实际操作中极易被架空。
仇子明遭通缉和陈文光被殴打这两起事件正好表现出我国现行法律对媒体和记者保护的缺失问题。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国务院主管新闻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近年来在支持舆论监督和有效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方面作出了努力，最突出的是2009年10月15日起正式施行由其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其中新加的第五条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⑧但遗憾的是这条保护记者和媒体的规定只是总则之一，过于笼统，未能具体规定对记者和媒体在受到侵犯后的救济措施以及对侵犯者的处罚措施。于是未能对某些掌握公权力的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导致动用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化进程，尽快制定一部完整的《新闻法》，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规范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权利和义务，使舆论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使故意阻止舆论监督受到违法必究的处罚。
舆论监督有了完备的新闻法制的保障，铁肩担道义的新闻记者会更好地实现其社会瞭望者角色，将种种不法行为曝光出来，使其得到相关部门的及时纠正，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得以维护，公众利益得以保护，社会得以和谐发展。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可有效限制政府及官员的自利性，使其在以“经济人”为一端而“公共人”为另一端的序列上尽可能多地趋向后者，尽可能少地扮演“经济人”角色，从而使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得以保证。
注 释：
①郭爱娣：《审计署：中央部门用假发票套现1.42亿元》，《京华时报》，2010-06-24。
②④《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china.com.cn，2010-03-15。
③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2（7）。
⑤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⑥《深圳特区30年：公民社会建设要做全国表率》，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8-26/2491764.shtml
⑦卢新宁：《学会在舆论监督中工作》，《人民日报》，2008-02-18。
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http：//baike.baidu.com/view/689075.htm?fr=ala0_1。
（作者为贵州民族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
在这两起事件中，地方政权部门和领导对记者采访报道权进行粗暴践踏，阻碍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源于舆论监督会破坏他们的非法经济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舆论监督的困境与尴尬。让人乐观的是由于上级部门的介入，这种错误行径得以纠正，也让世人看到由于中央政府支持舆论监督，中国正在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舆论监督逐渐实现常态化，成为党和政府更好开展工作的手段。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可谓一语中的说明我国舆论监督的前景。
政府“经济人”角色会本能阻止舆论监督
政府应然角色是“公共人”。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按照一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政府，二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作为人民权力的代理者，政府应全心全意为其委托者——人民服务，其根本职责在于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实然角色是“经济人”，因为政府部门及官员也具有“自利性”，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经济人”属性驱使下，政府部门及官员会用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开展活动，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利益：争取更大的权力、树立更高的威望、寻求部门预算和规模的最大化、减轻工作负担、降低职业风险、获取更多报酬、争取更长任期，等等。这些追求有时会偏离公共利益。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经济人”角色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所作的《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中央部门用假发票套现1.42亿元，地方部分部门瞒报各项收入和资产近6亿元。①这种追逐私利、放弃公共利益的行为同样表现在丽水两起舆论监督事件中。遂昌县公安局之所以对记者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决定，是急于对仇子明施加压力，制止这种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揭开事实真相，他们深知舆论监督的威力，一旦该地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内幕在媒体曝光，会给当地政府利益带来损害：迫于各方压力，政府部门须对凯恩公司的违法行为及相关负责人进行查处，给人民一个交代，这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期待的做法直接限制凯恩公司的利益所得，间接也会损害当地政府利益，因为当地政府很大一部分收入源自凯恩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政府不惜以权压法，令遂昌县公安局发出刑事拘留决定，以期锁住内幕获得既往收益。在第二起事件中，村委会副主任曾国峰对记者陈文光拳脚相加，完全把官员的职责和纪律抛之一边，赤裸裸地露出“经济人”嘴脸，为了自身利益而践踏法律的尊严。在自利性的驱使下，部分政府部门及官员会本能地视舆论监督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设置种种障碍。
这种仇视舆论监督的观念和行为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建设和工作开展十分有害。目前党中央旨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以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②中央对舆论监督持欢迎和支持态度，但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由于过多扮演“经济人”角色，对舆论监督非常过敏，生怕触动到其切身利益，致使舆论监督遇到的阻力大、效力不强。这背离了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倡的政务公开原则，也违背了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克服政府“经济人”角色对舆论监督的副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和社会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③服务型政府强调的是服务责任，根本价值取向是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温家宝总理承诺“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④党中央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对克服政府“经济人”角色大有裨益。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是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宗旨是维护和提高社会公共利益，这本质内涵要求政府及官员提高其“公共性”，以便更好地充当公共利益代表，这种要求必然限制其“自利性”，将会在种种活动中减少其“经济人”角色。为更好地开展舆论监督，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须着力解决两个问题：1.落实并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政府运作透明化、权力运作阳光化、财务问题公开化，方能保证人民的知情权，获悉政府做了什么才能对政务作出有力的监督。2.畅通监督渠道。除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监督平台、进行信息传播之外，还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传播信息，发挥其时效性强、成本低、使用便捷的优点，提高舆论监督的效率。一个范例是重庆市检察院近日出台《网络举报(控告、申诉)信息处置试行办法》，把各大网络论坛的举报信息作为重要线索来源，加以规范化管理，这是新形势下拓展举报线索来源渠道、依靠广大网民开展反腐工作的有益尝试。
党中央为人民服务观支持舆论监督
党中央有着优良的为人民服务传统。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成功的关键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均对他这种思想加以强调重申，这种指导思想成为共产党的宗旨，经各级党员干部的执行，深受百姓欢迎；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与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并夺得最终胜利。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干部能在听取人民意见、了解并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这种为人民服务观是欢迎人民监督的，毛泽东曾于1945年告诉黄炎培共产党可以打破历朝历代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方法“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⑤。民主式的执政思想既保证了不会偏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可迅速动员和调配领导下的所有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完成预期目标。这种政治模式为共产党执政做了有益的经验积累。
当最高领导作风民主、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观时，舆论监督有其勃兴的空间，群众的诉求得以表达，反映出的问题能获得各级干部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国家和社会获得较快发展。因此，在选拔官员时我们必须尊重民意、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上级任命制，既可使各级干部认真执行上级命令，又可用人民监督来保证各级干部为民服务。这样选出来的干部既对上负责，又能较好地对下负责。他们既能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并忠诚执行上级决议，还会忠实充当群众利益的代表，虚心听取群众心声，引导提高他们的觉悟，同时依据其正确意见对上级进行负责任的监督和批评。可见，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能较好地弥补我国政治体制的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开放媒体和社会舆论，充分表达人民心声、让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不失为一可行办法。《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这的确值得当政者一番思考。深圳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09年，深圳市政府拿出4.8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孵化社会组织，显示了深圳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公民舆论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得到执政者的充分重视。深圳市纪委首任新闻发言人裴蕾说：“公开是最好的监督，透明是最真诚的回应，新闻媒体是阳光政府最坚定的守望者。”⑥呙中校署名“我为伊狂”在网上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来当时深圳市长的关注，并与他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深圳成为实践党中央为人民服务观和利用舆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本。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10月9日的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致辞中强调新闻媒体须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正是他总结毛泽东等前任党领导为人民服务观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符合历史潮流的决定，在他的带领下，各级干部欢迎舆论监督成为主流，如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感慨：“对媒体监督职能的认识，我们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害怕监督，如临大敌；第二阶段是不怕监督，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要办好一件事情，必须欢迎媒体监督。”⑦可以预测的是，媒体监督前景光明，会积极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
法制文明呼吁新闻法的尽早出台
中国走向法制文明有其历史必然性。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在世界上是典范的人治社会。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皇帝以言代法、权大于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文武大臣及普通百姓具有生杀大权。就算是封建法律也是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权益。人治由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治理者的才能智慧和道德水准而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当皇帝英明能干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当皇帝非贤德完善之人时，人治的弊端则很快暴露出来。很多当权者无视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腐败，压榨百姓，一个国家迅速由盛转衰。历史经验教训已告诉我们：法制文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法治是与人治对立的另一种治理国家或社会的方式。与人治的区别是它在管理中不依赖领导人的主观倾向来治理国家或社会，而是依据法制。完备的法律体系可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法治社会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克服了人治社会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弊端。法治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人人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搞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法律相对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言具有强得多的稳定性，可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确保稳定的环境。我国目前正在推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一切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法制的保障。
法治已被党中央确定为治国方略。邓小平鉴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治的惨痛教训，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该会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理论，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指出今后将着力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大力进行普法工作，力求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一步一步走向法制轨道，依法治国正在实现。
新闻法制建设需要加强。十五大给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如2007年3月16日胡锦涛签署主席令公布《物权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得以维护和人民的物质财富能够得到真正切实有效的保护。但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法出台。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没有新闻法予以明确界定，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找到一些笼统、缺乏操作性的规则，例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新闻舆论监督正是公民言论自由与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批评权的表现形式，虽然《宪法》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了舆论监督以合法的地位，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宪法》原则细化，使得其在实际操作中极易被架空。
仇子明遭通缉和陈文光被殴打这两起事件正好表现出我国现行法律对媒体和记者保护的缺失问题。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国务院主管新闻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近年来在支持舆论监督和有效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方面作出了努力，最突出的是2009年10月15日起正式施行由其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其中新加的第五条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⑧但遗憾的是这条保护记者和媒体的规定只是总则之一，过于笼统，未能具体规定对记者和媒体在受到侵犯后的救济措施以及对侵犯者的处罚措施。于是未能对某些掌握公权力的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导致动用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化进程，尽快制定一部完整的《新闻法》，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规范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权利和义务，使舆论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使故意阻止舆论监督受到违法必究的处罚。
舆论监督有了完备的新闻法制的保障，铁肩担道义的新闻记者会更好地实现其社会瞭望者角色，将种种不法行为曝光出来，使其得到相关部门的及时纠正，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得以维护，公众利益得以保护，社会得以和谐发展。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可有效限制政府及官员的自利性，使其在以“经济人”为一端而“公共人”为另一端的序列上尽可能多地趋向后者，尽可能少地扮演“经济人”角色，从而使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得以保证。
注 释：
①郭爱娣：《审计署：中央部门用假发票套现1.42亿元》，《京华时报》，2010-06-24。
②④《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china.com.cn，2010-03-15。
③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2（7）。
⑤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⑥《深圳特区30年：公民社会建设要做全国表率》，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8-26/2491764.shtml
⑦卢新宁：《学会在舆论监督中工作》，《人民日报》，2008-02-18。
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http：//baike.baidu.com/view/689075.htm?fr=ala0_1。
（作者为贵州民族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