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对时代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这是正确的。但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我们对时代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来自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而脱离实际。1947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坚持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但是他还能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1957年他也认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提法。但是进入1960年代，他对时代的判断走向极端，写进九大的报告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他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战争不可避免论导致战争威胁论。因为相信要打仗，因此采取的对策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由于对时代特征的错误判断，我国错过了二战后二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旧话重提，不能回避历史教训，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各方面工作都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何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