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推行的一次改革。虽然这次改革失败了，但范仲淹的名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却被广为传颂，一向为改革者所推崇。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见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推行新政，苦于地方上无得力之人监督实施，所以在干部工作上动了大手笔，“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弼）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十二丈”即范仲淹，“路”为北宋时的行政区名，相当于省。以“不才”官员一家之“哭”来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范仲淹的嘉言善行展现了其以民为本、关心民瘼的情怀，也得到了朱熹的赞赏：“有补于世教。”故被其录之入书，以待后来执政者借鉴。
　　“庆历新政”发生于庆历三年（1043年）。其时，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失利，国内老百姓负担加重，骚乱四起，动荡不稳。宋仁宗为稳定政局、“兴致太平”，罢免了宰相吕夷简，将前线的首领范仲淹、富弼等人调回京师，任命为正副枢密使；扩大言官编制，任命欧阳修等人为谏官；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改革措施，扭转时局。于是，范仲淹根据自己多年执政的经验，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这些改革举措经宋仁宗审定、赞同后，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
　　“庆历新政”推行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颇见成效，政局焕然一新。然而，由于改革触动面既广且深，遭到了守旧派官僚的抵触和反对。他们从窃窃私议，到造谣中伤改革者，连范仲淹在边防的部将，也遭到调查并遇到了麻烦。而在反对改革的人背后，还有更有权势的人。欧阳修因支持改革，被明升暗降，调往外地。范仲淹预感，推行“新政”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顺利，新政的前程隐患重重……
　　的确如此。单看那十条改革措施，除了第六至第八条讲富国强兵、后两条讲厉行法治之外，前五条皆是讲整肃吏治。比如“明黜陟”，以往官员的升降，不问劳逸，不看政绩，只以任职的资历为准；这回不行了，须经过考核，要选优汰劣。再如“抑侥幸”，限制了高官的恩荫特权，堵死了纨绔子弟侥幸当官升官的门路。而“均公田”，则是按照等级，给官员分发职田，以“责其廉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十条改革主张皆有益于国计民生，但整肃吏治的条款，却条条戳到了守旧派官僚的痛处。为官尸位素餐不行了，祖传的好处被削减了，朝廷给的优惠惯例被革除了，岂不让既得利益者心惊肉跳？至于整肃吏治时，范仲淹翻看登记各路监司的册子，凡有“不才”者的姓名，皆“一笔勾之，以次更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又怎能不让贪庸之辈心生忌恨、反对改革？
　　于是，改革的进程节外生枝，突发变故。庆历四年（1044年）夏，御史台官员称破获了一起“谋逆案”，说拥护改革的石介在写给富弼的亲笔信中，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对此，虽然石介矢口否认，宋仁宗也不相信，但富弼还没辩诬，便惶恐不已。（而真相是：当初夏竦反对改革，被石介斥责为“奸魅”；夏竦被撤掉枢密使职位后，忌恨在心，便买通一个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炮制此信）事发至此，流言蜚语四起，甚至还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说他“居心不良”，想通过改革来扩大自己的相权。更致命的是，宋仁宗看眼前反对改革的势力这么大，而此时北宋在前方已与西夏议和，仗不打了，危机缓和了，也就动摇了推行改革的决心和意志。皇上的主意变了，当初支持、追随范仲淹改革的人开始转向，对改革派落井下石。于是，历时一年四个月的改革，初见成效便中途夭折，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
　　“庆历新政”的推行，虽能“兴致太平”，巩固宋仁宗的家国天下，却很难突破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加上改革未能达成社会共识，推行操之过急，尤其是守旧官僚势力的反对，决定了其结局不了了之。但即便如此，范仲淹的“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所彰显的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仍给后人以教益和启迪。
　　改革总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难免会有人“哭”。倘因此而不改革，只会延续和加剧不公正，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悖逆公平正义。所以，以“一家哭”换来一路百姓不“哭”，所折射出的公平正义之光，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镜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今的改革，已超越前贤而展现出更高的境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满意、高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