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各种西方思潮被译介，知识界以此作为讨论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凭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贞操观等被作为钳制女性解放的象征，受到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抨击。从五四时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个人主义、科学主义、优生学说以及革命集体主义、国族主义的时代底色下，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将妇女解放诉求放入恋爱、婚姻、职业、节育、贞操等问题的讨论中，以恋爱与欲望、贞操与性道德等为核心的两性关系成为焦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度。很有意思的是，知识界虽大多以西方观点来讨论中国妇女问题，却因解读角度不同爆发了数次规模不一的笔战，不仅《妇女杂志》《新女性》《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等女性杂志成为双方论争战场，《现代评论》《莽原》《新文化》《一般》及《生活周刊》等亦被延展进来，恋爱自由、性道德、贞操观等问题的大众普及向深广扩展。其中，1925—1933年期间，周建人先后三次作为主角参战，长兄鲁迅、仲兄周作人亦下场协助，使得一度失和的周氏三兄弟重归伯埙仲篪，颇具轰动效应。

第一场论战：“新性道德”号风波与兄弟齐上阵

　　1921年10月，在胡适通融下，高小毕业的周建人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妇女杂志》的“帮同编辑”，协助同乡章锡琛主编，将原本提倡三从四德、专注烹调缝纫的杂志加以改革，他们以《新青年》为模板，以“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为办刊新主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大力译介和挖掘世界各国妇女热点问题，他们利用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为《妇女杂志》搭建了前所未有的作者网络，鲁迅和周作人、胡适、茅盾、巴金、叶浅予、吴觉农、胡愈之、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纷纷加入撰稿人队伍。为更集中地讨论问题、吸引读者，《妇女杂志》先后推出“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娼妓问题号”“家庭革新号”“配偶选择号”“男女理解号”及“新性道德号”等十一个专号，以恋爱、贞操、性伦理话题引导和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其中“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一再加印，依然供不应求，赢得了众多新青年男女的青睐，《妇女杂志》的订阅量，从原来的两三千册增加到一万多册，《妇女杂志》成为讨论妇女问题的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平台。1925年1月，“新年特号”发表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现代性道德的倾向》，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沈雁冰的《性道德的唯物史观》，作为“《妇女杂志》黄金时代的降临”的标志重磅推出，遭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百年的迎头棒喝，称周、章二人为中国旧社会的“一夫多妻”陋俗张目，上海《晶报》《时事新报》副刊等迅速跟进批判，一时间，舆论大哗。
　　两人究竟在文章中讲了什么内容，被陈百年如此痛击呢？周建人在《现代性道德的倾向》一文中，宣称恋爱自由和节制生育是新性道德的两个中心问题，尤以恋爱自由更为重要，他认为：“恋爱自由是解决女性教育、经济独立等问题的根本办法”，女性应该作为独立人格存在于两性关系中。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男尊女卑，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作为“个体”独立性别被否定，沦为满足男性欲望和家族生育子嗣的工具，正是这种旧观念，造成男女两性政治上、社会上、生命价值上的种种不平等和歧视，唯一办法便是用新性道德取而代之。主编章锡琛认为“性的道德，完全该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标准”，“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周建人亦表示：“我们所需要的新道德无他，第一，认可人的自然的欲求是正当，但这要求的结果须不损害自己和他人。第二，性的行为的结果，是关系于未来民族的，故一方面更须顾到民族的利益，这是今日科学的性道德的基础。”他将新性道德的中心思想归为“把两性关系看作极私的事，生育子女作为极公的事”。显而易见，两人的新性道德理念是基于恋爱自由的原则，提出只要不害他人和自己，允许男女两性之间同时恋爱多人。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上以《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为题，指出周的新道德观为一夫多妻张目：“以指导新妇女自任的《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中竟含着一种议论，足以为过一夫多妻的生活的人所借口，足以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中国现在的家庭大有改革的必要。……古来一夫多妻的坏风俗非极力打破不可。仅以改革自任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而出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抗议了”。征诸史实，一夫一妻制在1912年《临时约法》中虽有所规定，但社会上妻妾现象仍大量存在，被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旧弊加以猛烈抨击。陈氏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新青年》政论者之一，他的批评引发汹汹的社会舆论和商务印书馆高层的极大重视。章锡琛、周建人深知舆论的力量，次日便写辩解文章寄给《现代评论》编辑部。答文于5月9日发表，同期刊发陈百年的新回复文章。
　　双方论战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制之间的关系;（2）新性道德与纵欲之间的关系;（3）恋爱与占有欲、妒忌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的是，这三篇答文虽有交锋，但火药味并不浓。5月15日《莽原》周刊出版，上面刊有周、章二氏另一面目的答文及主编鲁迅《编完后记》，悄然将笔战推向高峰。周建人用《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为题，援经据典，语锋犀利：
　　恋爱应当绝对自由的话，在别国已经说的太多而且太久了，读者似乎并不为奇，而一出于本国人之口，便大家都来大惊小怪。即如我们这一次说了几句极平常的话，《晶报》就最早，说我们教坏青年，《青光》其次说女子可以多夫，“此可忍，孰不可忍！”最后，乃见陈百年先生在《现代评论》上提出抗议，说我们给“一夫多妻作新护符”，别的老先生则说我们是提倡自由恋爱。于是我们为一大伙道德家所包围。我们因为尊重陈先生的言论起见，特地作一篇答文，于看到十四期《现代评论》之次日，即行寄请发表。至今前已出二十期了，终于不见登载。又寄挂号信問现代评论社催问，已半月有零，全不理睬我们，威严实在可畏！我只好重写一篇，寄到能容许我们说几句话的地方发表去。或者陈先生以为的话没有多大意思，不再答复，或者在能给我们极有益的教言，都未知，但我们如果觉得没有再答复的必要时，也就不再答复了。 　　从答文中可见，章、周二氏将答文寄到北大的《现代评论》后，该杂志并未及时刊出来平息舆情，他们去函询问亦无答复，外在的舆论压力与日俱增，章锡琛在《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中直言，“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的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面对《现代评论》一个多月的“留中不发”，“这是在使我们觉得有点害怕了。我虽是极弱的弱者，但在这‘生死关头’当儿，怎能不做最后的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周建人只好求助大哥鲁迅。鲁迅接到三弟求援信后的心情，不仅在《莽原》上刊发两人的文章，并专门写了《编完后记》：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等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也不见这一类的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哪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预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她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的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是论是非，莫名其妙。
　　鲁迅简要说明前因后果，揪住陈百年文中提及法律和道德关系时所举例子，顺手一击，“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着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此期《莽原》篇幅共十六页，周、章二氏文章占据九页之多，周建人再次澄清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毫无相同点，“我们所说的性关系是指恋爱的状态，自由的意志”，并秉承“男女平等原则”，宣传的是恋爱结合和男女平等。
　　鲁迅的按语具有相当的冲击力，陈百年感到莫大压力，专门写了《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寄给《莽原》，解释《现代评论》未及时刊登、答复的前因后果，将责任揽了下来，自称回京后杂务缠身，以致搁置多日才执笔作文，“都是我不勤作文的罪”。短信虽注明给“周章二先生”，信中却频引章氏驳文内容，并专门提及他与鲁迅的感同身受，称因“要吃饭”原因不再参与讨论。
　　大哥鲁迅先后援手，二哥周作人也在隔空助阵，在《语丝》上发表《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以揶揄口气“劝说”主编章锡琛要清楚《妇女杂志》是营业性质的杂志定位，“我们要知道，营业与真理，职务与主张，都是断乎不可混同的，你却是太老实地‘借别人的酒杯自己浇的块垒’，虽不愧为忠实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个好编辑员了”，劝章“把气力卖给别人，把心思自己留起”，“少发在中国是尚早的性道德论”，“以致被道学家们所烤”。周作人同样在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三弟转移火力。
　　二位兄长襄助，友人顾均正、许言午亦撰文声援，章、周二人亦采取自救措施，在《妇女杂志》上开辟“读新性道德号”、“甲种征文”，借读者之力试图缓解舆论，周建人还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再论产儿制限与性道德》文章，但这些努力虽赢了笔战，却难以扭转被商务印书馆“弃卒保车”命运。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撤掉章锡琛的主编职务，周建人被调去自然科学部编辑动植物教科书，“新性道德号”引发的风波以章、周二氏均被调离黯然收场。章氏转而自立门户，创办《新女性》，继续高扬恋爱神圣与新道德观大旗，在知识青年中发挥影响;周建人自1926年1月起担任新创刊《自然界》主编，主要精力转向“花鸟虫鱼”等自然科学，他的社会身份，逐渐从“妇女研究专家”向“科学专家”转换，妇女问题中的恋爱自由、两性关系依然在他视域中，在《新女性》《妇女周刊》持续发表的四十余篇文章是很好佐证，与之前相比，行文风格倾向于问题的科学层面解读。这种书写，却为第二次论战埋下伏笔。

第二场论战：《性史》书评惹火与周作人助战

　　第二场论战发生在1926—1927年间，阵地最初在《一般》杂志，是因为周建人的一篇书评而引发的笔战。这次周建人的论战对手是北大教授、留法哲学博士张竞生。与陈百年“守旧”不同，张氏因发起“爱情定则讨论”被世人视为思想前卫激进之士。相对于第一场笔战中的被迫迎战、仓促上阵，这次周建人多了几分主动，战至酣处，二哥周作人亦提笔作文助战，夏丏尊、潘光旦、高长虹亦先后加入，战火蔓延至《语丝》《狂飙》周刊、《新女性》等。
　　1926年9月，立达学会创办《一般》杂志，创刊号上周建人在“书报评林”专栏发表《关于〈性史〉的几句话》，认为“本书不是有系统的科学的著述，只是几则论料的结果”，不适合给中学生和一般人阅读;除去材料不可取外，周建人援經据典，一一指出张竞生《性史》书中错误。面对周氏质疑《性史》，张竞生颇为不屑，回应文章中声称“我的主张常有超过一般普通自命性学家的思想范围之外，……这是我的抱歉处，也是我值得骄人处”。周建人再以《答张竞生先生》回应，认为性知识的传播不应以“阅读趣味”凌驾“科学知识”上，重申《性史》是打着科学旗帜却又混淆科学真义、“伪科学”。周建人不妥协的态度，激怒了张竞生，张竞生专门创办《新文化》杂志作为阵地，笔战就此拉开。
　　1927年1月，自称“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新文化》创刊，张竞生出任主编。在《新文化》创刊号上开辟“批评辩论栏”，他以《新淫义与真科学》再次回应周建人，称自己“不是真科学家，也不是假科学家，更不是‘无科学家’，但我比此更高然超然的，我是一个‘常识家’，有时又是哲学家，有时更是艺术家”，讽刺周建人是“中国式的科学家”，“呆蠢歪缠”，大大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新文化》创刊号上，还刊登署名“娜丽女士”的《每况愈下的“新女性”》，延续张竞生文风，对与周建人关系密切的《新女性》大肆批判，认为《新女性》完全背离了该刊“努力青年男女之心的改造，建设新性道德的底层基础”的办刊宗旨，不仅“内容贫乏，不能名副其实”，“取材单调”，而且，“便是连文字都弄得不很妥帖”。文末还奉劝章主编，“还是多读些心理学生理学等科学吧”。《一般》杂志及编辑夏丏尊亦被殃及。 　　面对张竞生的讥讽，周建人遂在《一般》作答，《读“新淫义与真科学”并答张竞生先生》行文中亦带几分情绪：
　　张先生在《新淫义与真科学》里，几次称我为“不意自称科学家的周君”。这原没有什么要紧，不过我记得前几次回答张君的文中，并没有说过“我是科学家”的话，今张君说我自称，又从而笑之，这种攻击论敌的方法，不免近于卑劣，据理，我就不应再和这种人再辩论。但现在张君假哲学家兼艺术家的招牌，来宣传道教思想，使我禁不住又要出来说几句话了。至于张君以为“中国式的科学家”比之于无科学家或假科学家都劣等，则我用不着辩论，只有自惭是中国人和同时艳羡张先生西洋化的荣耀而已。
　　周建人认为灌输性知识的目的是谋青年的心身健全，在文末，他坦言“我和张君素不相识，更无丝毫的嫌隙”，之所以忍不住提出抗议，仅仅是因为他要把贻害中国社会已久的道士思想（丹田呼吸）的谬误灌注给一般青年而已。张竞生再次迎战，在《新文化》第2期發表《一个抗议》：
　　周君要以“道家思想”污蔑我是不能的，他所以出此卑劣手段者，无非对于“第三水”那问题辩输了，故不能不作些无赖的反噬。……末了，我也当如周君所说：“据理我就不应和这种人再辩论”，但我极要和“这种人”辩论，不过对一问题只许一二次无理胡闹，也能充充《一般》与《新文化》月刊的篇幅，与迷惑少年的眼光，使人知“生物学家”（用周君好友的说话）的周君“衔学”的苦衷与我“倡道”的无谓了。而且由这样胡闹使我不能不郑重用功，……我再请周君，勿客气，你可尽量胡闹，我不但不怕，而且极欢迎。……你愈胡闹，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摆起科学家的架子来，我愈有打破科学家的张天师符咒。
　　此外，同期杂志上，张竞生还另撰《是也上海流氓的一种》一文，将骂《性史》（特别点名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斥为“文氓”，“这班文氓，确实代表上海一班文人堕落为流氓的好榜样”。这种重点回应并顺手一击波及其余的高调，加上笔战内容话题性十足，吸引愈来愈多人列队加入，如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的《有话大家说》中写道：“关于《性史》我不愿意说许多话。张竞生只是一个毫无常识的昏人，他的话真是神话鬼话而已。……我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这样的人，绝不是张竞生之流伪托科学名目的，就现在所在，周建人仿佛近似，至少他有努力于这方面的资格）。”论战双方言辞渐趋激烈，逐渐洇漫出学术争鸣的堤防。
　　笔战双方的主将，以《一般》和《新文化》为据点，你来我往，笔战酣热。张竞生不屑周建人没有留洋背景，在《性教育运动的意义》一文，他直斥周建人只懂“通俗”。周建人不甘示弱，以《张竞生博士最近的工作》为题，对张以留学生身份提倡“糟粕”予以挖苦，认为其患上了“道德视差”（Moral Parallax）精神病，要其“爱护你的留学国的面子”。
　　1927年3月，《语丝》全文刊登叶正亚《〈新文化〉上的广告》，详细披露张竞生与妻子褚松雪感情纠葛及出走经过，抨击张氏“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周作人在文前加了“启明案”，申明自己的态度：
　　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褚女士和他离婚事件本是私事，我们可以不问，不过张先生既然先在《新文化》上大登其启示与广告，而其态度又很恶劣，……叶女士我也是认识的，她寄这份封信来叫我们发表，我相信叶女士所说的话一定有她的根据，可以稍做参考。……只看张先生自己的辩解，也就尽够引起恶感：证明张先生自己同《情波记》的著者一样，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
　　此文一出，对张竞生无疑是致命一击，周作人迅速被张氏列入“恶仗”名单。
　　1927年5月，《新文化》1卷4期“批评辩论栏”中，张氏以“竞生”之名一人发五篇文章对周作人、周建人予以反击。邀请华林、湘萍作《致周君的一封信》，对周作人批评张氏“爱不加害”，以“恨不可恕”来应对，并称“万万想不到，大文豪竟有如此下井投石之巧技”！湘萍则将周作人定义为“一个虚伪者”“带假面目偶像式的学者名流”。在两封来信的铺垫下，张氏发表“竞生评论”：“周君终是抱守中庸之道，说好点是稳健，说坏点是不彻底，不新不旧，非东非西，骑墙派的雄将，滑头家的代表”，而且，“最令人不满处，就是他偏要以此为准绳去批评人”;“因为他是骑墙派的滑头家，顾凡对一切彻底及极端的事情皆认为不对的，根本上他就不知彻底的感情为何事”。称周氏“为人甚阴险”，列举其门前悬挂日本旗、订日文杂志、对“倒运”章太炎的落井下石（《谢本师》）等例证，认为其人对社会、人类进化都“危害甚大”。文末尚余恨未了，“周君那种师爷的态度，阴险狡猾，毫无特立独行的气概。……至于他的文章，其油滑无骨气一如其人”。从德行、批评态度延展至其文章，全盘否定了周作人。
　　张竞生对周建人的反击，布局则简单轻松。他在《砍不尽的上海文氓头与沪胞及周建人》一文中，直接将周建人称为“上海文氓”。在文中，张氏极尽挖苦之能事，将周建人定性为“假科学家”，并将周建人拥趸的英国优生学专家戈尔登归入玄学，《又出了一个怪头》一文中指出：“戈氏的优生学是玄学的，我们的才是科学”，并在文末调侃，“请作者除研究些‘戈学’外，请你谦恭地研究些‘竞学’吧”。因周建人先后在《新女性》上发表多篇有关性教育的文章，强调《新女性》重在培养健全的性道德，而非《新文化》那样教导人们寻求性愉悦。主编章锡琛亦发表《〈新女性〉与性的研究》一文，直指《性史》和《新文化》中教人用性部呼吸的“方士思想”，“徒然满足青年的性欲望，却无法有教育性的启发”。面对章氏诘问，张竞生自不甘示弱，在《勉新女性编者章锡琛君》一文中指出“方士思想”是“周作人周建人二君的瞎说硬指”，极为“语重心长”提醒章氏：“好好办你的《新女性》吧！若你要做批评家则当有批评家的学识和态度，不是跟随那不值一驳的周作人周建人的议论就可提笔葫芦呵！”张竞生论战中不容他人置喙态度及对抗性、攻击性的语言风格，科学逻辑上的缺陷以及“自由浪漫”的“艺术”书写，难敌逻辑严密的科学推演，社会声誉一落千丈，从倡导“爱的定则”“美的人生观”的权威变为“道士方术”的“异端”。1927年7月，发行6期的《新文化》被当局查禁、美的书店随后亦遭查封，张竞生被迫赴法避风头，持续大半年的论战戛然落幕。数年后，周建人卷入第三场论战时，曾提及与张竞生的战果，“性学博士不是已为读者所唾弃了吗”，颇有几分扬眉吐气气概。 　　这场论战，比第一次“新性道德”争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卷入人员多，论战双方争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性史》科学知识是否科学的争辩，一是性知识内容及方法的传播争辩，焦点集中在性知识的科学书写及其传播之道。周建人撰文《性教育运动的危机》，认为性教育书写必须以科学为依据，不能以推测、个人体验来妄下定论。这一观点深得多数知识分子赞同。如周作人在《语丝》发表的《南开与淫书》中指出：“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相对而言，张竞生仅以“通俗”和“提高”来界定性教育运动，并以个人经验演绎推测作为“科学的真意义”，难有说服力。这场论战，双方由对性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差异引发，你来我往，渐渐陷入意气之争，论战双方很难再就性教育、恋爱自由等问题本身做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甚为遗憾。
　　這次论战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在后五四时期科学旗帜下，展示了不同知识分子主体对性学书写的尝试、辩论及话语权的争夺过程，是中国知识界关于性教育书写、性道德讨论的一次集体抉择，经过这次论战，论证严密、表述严谨的性教育科学范式逐渐确定。很有意思的是，第一场论战中因提倡新性道德被认为激进的周建人，这次却被对手斥为保守迂腐，在二哥援助下，三弟周建人逐渐累积了“性学研究专家”的社会声誉。

第三场论战：《恋爱与贞操》与读者擂台赛

　　1933年4月15日，周建人以“克士”名义在《生活》周刊发表《恋爱与贞操》，自称面对苦闷现实“无话可说之中谈谈恋爱与贞操”，以便青年人“庶几将来的结合不至于陷入不道德”。在短文中，周建人修正了1922年关于贞操与恋爱的观点，认为恋爱是男女两方欲望趋向于一致，欲望是基础，而贞操是对女性的一种约束，并非恋爱要素，“贞操观念原和恋爱并不起于一个来源，其性质也自各异，欲加以融合和改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该篇文章在该刊8卷15期“信箱”专栏发表，引发了历时四个月之久的论战，十余位各界知识分子以“读者来信”方式参与其中，论战双方重点围绕构成两性关系基本条件、恋爱与贞操关系展开。
　　从论战重点看，周建人的“欲望是男女恋爱的基础”，恋爱可以超越阶级、思想、行为存在的观点遭到批评最多，几乎所有读者来信都持否定态度，尤以周萍子、吴蛮人、丁庆生、钱阜虞、锡斌、黄养愚、泽民等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欲望仅是恋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欲望与人格结合叠加才能构成“真挚的恋爱”。面对读者形形色色的观点，周建人坚定捍卫自己观点，将读者来信中所讲人格因素等归为“这些选择便是基于性欲”，“我所说的意思是现行的恋爱理想即性道德，虽然说得‘很抽象而且很复杂’，然事实上无非由于性欲”。他在《答丁先生与钱女士》一文道出自己坚持的原因：“过去的社会大抵是蔑视欲望而重视‘精神’的，我觉得这种观念根本错误，照我的价值判断说，生活上自然的欲望都不当加以蔑视。”五四运动以来，“恋爱是应该自由的”虽充斥大大小小报刊，但落到实处，却是知易行难。
　　恋爱与贞操的关系，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相对于众人对“欲望是恋爱基本条件”的一边倒批判，贞操问题的争论则复杂很多，论战对方颇有几分小心翼翼、甚是谨慎来对待“贞操是社会的产物”的论题，提出贞操应该重视是“操行”，即忠实，提倡一夫一妻制度是恋爱应有的道德。蔡慕晖因“直觉地有点厌恶‘贞操’这两个字的封建气味太浓厚”而不愿谈及太多，将其框定为“专一”。冯绝非则认为：“贞操问题我觉得没有多大可以讨论的地方。……我觉得贞操只是封建时代女子奴隶制下特有的名词，在女子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即已失其重要性，欧美社会对贞操已不十分重视，就是明证。”读者锡斌在《我也谈谈恋爱与贞操》中分析原因所在：“在这时候来谈贞操，好似有点落伍。”很有意思的是，除去少数读者声援外，即便持“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相同观点的，依然站在周建人的对立阵营中。
　　不少读者来信不同意将恋爱与贞操分开讨论，例如，心病认为“恋爱与贞操，同是同一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两面表现。有某种恋爱，就有某种贞操”，“纯然把恋爱归之于性欲，则一般的反响，很容易使青年们走到色情的追逐，以性的满足为前提。这样的发展，一方面可跑到恶魔的肉的享乐，另一方面可趋向于颓废的浪漫的恋爱的游戏。这是中国广大的青年所需要的吗？这是能领导他们向正确的战斗的道路走的吗”？上升到了民族国家的道德高度予以审判。周建人避其锋芒，在《附在心病女士的信后》予以轻松回应：“知识分子中进步的青年，当然不会陷于颓废，历史告诉我们，颓废与浪漫的倒往往是布尔乔亚们，对于他们，我的确没有代为忧虑过。”对于论战双方的认识差异，吴景超将之归为“关公战秦琼”：“克士先生只在那儿讲恋爱，而读者却在那儿谈婚姻。所以这个说无条件，那个说有条件，弄得缠绕不清。”这一判断，真实反映出论战双方的隔阂和疏离。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生活》采取“通信”方式有直接关系。读者来稿经过编辑筛选，“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所能发表的，还不到一半”。就笔战氛围看，大多数能心平气和讨论，但成纯例外。成纯与周建人你来我往的数次交锋，最为犀利，也最为吸引读者注意。7月4日，成纯以《偏袒》为名给主编邹韬奋发出第一封信，“是《生活》周刊对于克士先生态度的偏袒，对于加入讨论者待遇的不公平”，不仅编者按语中暗示周氏的权威地位，还把每篇写给编者的信预先交给周氏看，赋给他“扎彩特权”，还把讨论者文章加以长期压置。“无非使人觉得勉强在那里维持克士先生的擂台罢了”，而且这个擂台“只是反映出颓废的腐败的没落的思潮”，认为周建人在妇女问题上的意见“现在是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建议周刊将擂台“早该拆掉不要再摆了”。主编收到此信颇有冲击力的来信，除安排尽快登出外，还在文后附上长长的“编者按”，逐条予以解释。周建人撰文《我先有几个质问》予以回复，他不认同成纯“摆擂台”说法。接下来的两封信往返交锋，双方围绕唯物的辩证法，援引大段恩格斯关于一夫一妻制、恋爱与婚姻的论述，作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厮杀在一起，但最终双方都选择“不想说什么了，一切愿听编者读者先生们指正”。这个态度，直接说明是《生活》周刊主导着这场笔战的节奏。 　　笔战期间，主编邹韬奋先后多次在文后以“编者按”形式悄然引导舆论进展。《生活》周刊推出周建人这篇《恋爱与贞操》，文后“编者按”称：“克士先生的这篇文，也许要引起激烈的反感，倘读者有所赐教，不胜欢迎，当在‘信箱’内讨论。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暂时保留，先听听读者各位和克士的高见，景观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也很有研究，将来也要请他加入‘战线’。”接下来便隆重介绍章锡琛编《新性道德讨论集》、周建人译的《性与人生》等四本的参考书。为了增加讨论的热度，主编先后向蔡慕晖、詹詹、吴景超等人约稿，努力将讨论维持下去。实际上，在笔战过程中，曾有读者数次质疑这次讨论的价值、意义，认为在抗日救国大潮中，《生活》周刊拿出三分之一篇幅在讲小小的“恋爱”问题，失去刊物的价值，希望将“用在恋爱上脑筋用到抗日救国上而去”。9月2日，《生活》周刊8卷35期刊发《编者的话》，宣告“恋爱与贞操”讨论结束，邹韬奋认为：“最初克士先生所提出的，不过是一个道德问题，后来牵涉到人生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唯物辩证法问题。……编者站在中立者的地位，相信从这场论战，至少是确定了以下的几个原则：
　　（1）从生物学上说来，恋爱是基于性欲的，超生物学的唯心的恋爱，无有存立的可能。
　　（2）恋爱和人类其他一切活动一般，不能脱离了社会关系去想象，因此恋爱的道德，应从社会关系这一点去着想，当然并不只是以满足性欲为唯一目的。
　　（3）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中，恋爱与贞操是一致的，但是在现社会制度下，贞操观念是加于单方面的性的桎梏，所以是根本应该打倒。
　　邹韬奋将这三个原则视为论战所收获，认为在当今社会“恋爱与贞操”这个问题本身远没有结束，尚有第二次、第三次提出讨论的可能。在论战刺激下，《生活》周刊发行量突飞猛进，增至15.5万份，创下当时中国期刊发行量纪录，《生活》周刊作为都市文化生活通俗杂志，彰显了这次笔战的社会效应及波及面要远远高于前两次，五四时期的恋爱自由、两性关系问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再一次得到广泛讨论。恋爱与性道德观这两个取道日本传入中国的欧美词汇，迅速捕获了众多知识青年的认同，恋爱自由与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想携手，互相强化成为新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贞操观等）的重要武器，但由于对西方妇女思潮本土化过程中解读差异，知识群体阵营内部论战不断，折射出知识界对妇女问题的多元解读。从论战结果看，原本在1920年代末已“不值一提”的性欲、贞操等概念，此时却遭到普通读者围剿，彰显了平民文化对妇女形象的定位。1920年代妇女普及运动的成效，远远抵不住国家政策引导对妇女社会形象塑造的影响，复古洪流下，舆论转向再次恢复到五四运动之前的贤妻良母定位，五四阶段高扬“发现女性”个性解放被挤压到角落中去，显示出近代中国女性启蒙经历了传统——近代——傳统的螺旋式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