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的人声·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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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1986年4月26日,凌晨1:23,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4号反应炉,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
  对于1000万人口的小国白俄罗斯来说,这是国家级的灾难。白俄罗斯没有核电厂,但苏联境内有三座接近白俄罗斯的核电厂,其中南边的那座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二战期间,纳粹军队摧毁了白俄罗斯境内619座村庄,切尔诺贝利灾变让该国失去485座村庄和居住地,其中70座永远埋在了地下。战争时,每四个白俄罗斯人有一个死亡;今天,每五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总数是210万人,其中70万是儿童。
  辐射粒子飘散到全球,不到一个星期,切尔诺贝利就成为全世界的问题:1986年4月29日,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检测到高剂量辐射;4月30日,瑞士和意大利北部;5月2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和希腊北部;5月2日以后,以色列、科威特、土耳其、日本、印度、美国和加拿大也陆续检测到辐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特亚·克比诺克和沃洛迪·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着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吉丽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仑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
  ……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安德烈(Andrei),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深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淤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Vasily Ignatenko)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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