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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电视每天都在播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实片及影片。为了缅怀父亲也为了了解战争，我们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几乎每时都能看到爸爸讲过的战斗场面，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爸爸的身影……带着对父亲的追思，我们再次整理了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草稿。在他所列提纲中，一篇《尺坎村战斗》还没有动笔，它就发生在爸爸的出生地——牟平。为了追踪战史，了解爸爸那次战斗经历，我们决定在这有历史意义的时间里回趟老家，去寻找爸爸的抗战足迹。
（一）
我父亲叫贺传忠，1927年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姜格庄一户贫苦家庭里，父亲死得早，从小就跟母亲讨饭生活。12岁帮八路军给鬼子送信，14岁在村里参加了民兵组织，15岁加入牟平县十區游击队，16岁被选调胶东独立团三营八连二排任战士、通信员、班长、排长。他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共参加大小战斗及战役83次，负伤4次。1946年10月东北新开岭战役负重伤（肺贯穿伤，被国家定为二等革命残废军人），被转移到后方哈尔滨。到东北局政治部报到后又被分配担任守卫松花江大桥护路军连长、政府领导警卫排排长及国家物资储备管理等任务。文革期间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关押被打倒，送清河、柳河五七干校学习劳动。1970年中苏关系紧张，他被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选调到中苏边境嘉荫县任战备办主任，伊春市区委书记……1988年副厅级离休，2013年开始写抗战回忆录10多万字。2014年4月3日因病在哈尔滨逝世。终年87岁。
到牟平后，我们向有关部门介绍了父亲简历和来此的目的。在牟平人大、区政府及姜格庄村委有关人员的协助下，2015年9月4日，我们接到牟平电视台摄制组的邀约，一起来到了尺坎村。在村头遇见了村委会委员孔凡海及坐在房山头晒太阳的几位老人。在他们的叙述和相互对话中，我仿佛看到那天发生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情景，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到那场战斗：
“1944年阴历七月初七，在尺坎村八路军游击队三营和鬼子展开了一场激战，四处枪声炮声，日本狗子的飞机也来了，战斗非常激烈，最后双方展开了白刃战，街上血流成河，非常惨烈。我们只有很少的人突围出去。那天鬼子打扫战场，街道站满了枪上上了刺刀的日本狗子。那天没有祸祸老百姓，战斗结束一小时后，他们就匆匆向水道（村）去了……”
“那天是七月七，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都在家烙小果（一种面食），街上子弹乱飞，有的都从窗户射了进来，老百姓吓得都趴在地上，害怕锅里小果烙煳了，哈腰起身把小果翻个个儿，又赶快趴下。”
“阴历八月十六，距尺坎村7公里的石沟村一名叫孙吉祥的地主领着日本狗子二次进了尺坎村，将村子所有的房屋都烧了，就东南边村头的一户民房没有烧。老百姓能跑的都跑了，一位年岁大的残疾妇女和一个小女孩被烧死了。”
旁边一位骑摩托车路过的60岁左右的妇女随着插话说：“烧死的那女的是我奶奶。”
……
几天后我给孔凡海打电话让他帮我再去核实那场战斗实情。他回电说：“8月24日水道村鬼子炮楼被端。8月25日日伪军前来增援，我军在尺坎村打阻击，那天我们胜利了。过了50天左右鬼子再次到尺坎扫荡，我们打输了。一共三次战斗，我们两次胜利。”
（二）
这次寻访后我们兄妹非常兴奋，除了对那场战斗牺牲将士的深深哀悼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外，还有对爸爸在这次战斗中能机敏地脱身表示深深的钦佩。经常听爸爸讲他的故事，我们对他历次战斗中有惊无险、大难不死的经历已屡见不鲜。他的勇敢机智，在他12岁帮八路军给鬼子送信时就显露出来。这场战斗一定又是一次机智的突围。
在爸爸回忆录《我的少年与游击队》中他这样写道：我11岁那年，常到大岚东姥姥家东山搂草，姥姥家后面就是大岚东村的家庙，八路军游击队常住在庙里，我和他们经常接触，就知道他们是好人，打日本鬼子的。
姜格庄村公所也设在姜格庄的家庙里，村长留举和我家住在一个胡同里，我叫他是叔叔。因冬天家里冷，我和伙伴常在村公所火炕暖和，这时八路军游击队常来姜格庄村公所，有时一两个人，有时十几个人。我记得这一年日本鬼子在我们姜格庄村北岗，烟威公路边金山寨前修了个三层圆形大碉堡。全村每家能干活的都得去修碉堡，我也被抓去了。中午不让回家吃饭，都得送饭。有一天中午，各家都去送饭，我饿得难受，不见母亲送饭来，就拿铁锹站着往家方向看，怎么还不来？没注意叫日本人打了我一枪把，打了个前趴子。他叫我快干活！当时除了吃饭的人其他人不准停工。碉堡修成后，在碉堡周围又设了两道防御工事：第一道，将周围村子的树木都拦腰砍下来，树头向外做屏障，里头挂上手雷，一碰掉下来就爆炸;第二道，用铁丝网围着。
那时八路军游击队常来姜格庄村公所，有时白天来，有时晚上来，来后就叫村长派人往炮楼子里送信。因为我常在村公所取暖，送信的活儿，村长都让我去（其他小伙伴不敢去），因为我小，不会被鬼子怀疑是八路军游击队，比较安全。每次去送信八路军游击队都告诉我去后要观察里面的情况，有多少鬼子，都是什么枪。实际里面驻有一个小队伪军，30多人，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碉堡三层有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步枪都是三八大盖。回来后将侦察情况都告诉村长和八路军游击队。
当时我们村子南大街有一个在碉堡里当伪军的贺**（老百姓都叫他二鬼子），他知道我是小后村的，一来二去也就熟了。有时到了中午开饭时他还给我两个馒头吃。后来送信时我也学乖了，如果没有到中午开饭时，就到碉堡南面一片大墓地等待。我在地上画一个圈，里面画上一个十字，插上一根草棍，观看时间，等到开饭时再进去。有时去早了没有开饭，贺**就叫我到茅房等一会儿，有人来就装着解大手，没人来就站着等到开饭，闹两个馒头吃。当时也不知道这就是干革命，搞侦察工作…… 想起爸爸的这段经历，我和哥哥决定去趟金山寨，去找当年爸爸修炮楼子的遗址。金山寨前我们没有看到炮楼子，遗址已经被一片玉米地所遮掩。大伯家大姐说，炮楼底座前几年还在，这几年已经没有了。我仔细看了一眼这片土地，心里有说不尽的味道，仿佛看到11岁大的爸爸饿着肚子拿着比他高许多的铁锹边挖土边挨着鬼子枪把子的打……那是怎样一种屈辱的经历啊，爸爸没有童年，他的童年交织着血和泪。
（三）
几天后，我们来到爸爸曾参加战斗的地方——端午山。高耸的牟平抗日烈士纪念碑竖立在城区内一座小山顶上，园内几十座墓碑一个挨一个静静地躺在那里，让前来瞻仰的人们心情肃穆而沉重。
听爸爸说，那一年他正在胶东独立团三营八连给连长陈忠玉当通讯员。那天接到任务去端午山围剿日伪军，他和连长在外围潜伏，不料透漏了风声，前面的战士被抓进屋里，最年轻的一位战士被撬了脑壳;还有一位战士，被敌人从背后搂住，他努力地去够别在腰里的刺刀，不料带起了系在腰上的手榴弹拉弦，他奋力去甩抱他的敌人，却被死死搂住。他机智地撅起屁股抱住脑袋，手榴弹爆炸了，敌人被炸飞了，这个战士屁股炸去了一块儿肉，他逃脱了。这时敌人从外围包围上来了，一排子弹打过来倒下一片我们的同志，爸爸机敏地一侧身躲过了子弹，之后和连长从沁水河（爸爸管这里叫清水河，听说这里的老人都这样称呼它）突围出去……
我走到牺牲战士的墓碑前，仔细地看了他们的墓志碑，他们当年都是一个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为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却在短瞬间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他们没有见到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也从未体味过好日子的滋味，我心情沉重地低下了头，为他们的英灵默哀。
陪同我们前来的亲属说，2012年爸爸最后一次回老家也到这里来过，他在牟平抗日烈士纪念碑前给当年牺牲的战友深深地鞠了躬，并讲了当时的情景。亲属说爸爸指着纪念碑左侧方向的山坡对他们说，当年敌人就是从这里围上来的。可惜那天我们去晚了，纪念馆关门了，没有看到有关战斗的介绍和想要收集的资料。离开这里时，我望了望山下静静流淌的沁水河，它不离不弃地终日守护在烈士身旁，给牟平增添了一抹光辉。
路上，我经过了许多个村庄，竖立在路边的站牌提示着地名：上庄口子，上庄，姜格庄，酒馆，双林前，初村……这些字被疾驰的客车晃得有些变形，我迅速去辨认它们并透过车窗努力多扫一眼这些地方——这些我从未谋面却烂熟于心的地方。对客车上的人来说也许站牌就是个地名，是他们该不该下车的地方，而在我心里这些地方却那样的不平凡，能有多少人还知道当年这条贯穿几个村子的路上，曾隐蔽地活跃着我们的游击队员？他们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日寇横行环境严酷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战斗。爸爸说，“15岁那年他参加了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只有80多人，大部分是周围村子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新队员，都在十七八岁。穿的仍是老百姓的衣服，老游击队员发给半截棉上衣，不发棉裤。新参加的仍穿老百姓衣服，脚上穿的仍然是猪皮绑。有20多条枪，大部分是湖北造。新去的队员，有的发给手榴弹，有的背地雷，有的使大刀片。发给我两个地雷，一个20多斤，主要用在烟台至威海跑汽车的路上，炸敌人汽车，埋在敌人碉堡周围和敌人常出没的地方。当时初村、酒馆、姜格庄、上庄、上庄口子等都建有敌人的碉堡，我们主要活动都在烟威线上，在汽车路上挖壕沟，埋地雷，锯断电线杆子，掐电线，切断敌人联系。晚上在敌人常出没的地方埋雷，在敌人碉堡周围埋雷，向敌人碉堡里扔手榴弹，引敌人无目的地打机枪打小炮，消耗敌人火力。因为周围埋有地雷，夜晚他们不敢出动……”
我肃穆地望着这条路，在这块土地上它曾孕育了多少中华好儿郎！在牟平的这段日子里，我的心一刻都没能平静。这里每天车来车往，路过的行人们，有几人能知道曾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呢？
下车了，我站在云溪路口向两侧望去，笔直的道路顺畅地贯通东西，前面几里路的地方有一狭窄的路面像瓶颈一样被两侧的山收紧，那个地方就是上庄口子。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我们无数次听到爸爸说起这地名，当时真的不明白爸爸是老了还是怎么，这些事他已经讲了一辈子了！当真正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才明白爸爸为什么对这些事耿耿于怀经久不忘，这辈子能装在他心里刻骨铭心的故事就是他少年时就植入心底的信念，赶走侵略者，自由而有尊严地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他亲身做过的最崇高最正义的事！从那时起他就被赋予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这是令他最荣耀的事！他怎能不反复地回忆呢！夜幕降临了，我抬头向远处望去，眼前似乎掠过爸爸少年的身影，我看到一个15岁的男孩借着月光在这里迅速地挖坑埋地雷，继而又拿起短锯将电线杆子锯断，之后就消失在茫茫的月色之中。
（四）
窗外泛起了鱼肚白，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经过几天的奔波，我们对家乡这块土地有了难以割舍的留恋，我和哥哥决定把爸爸抗战遗留物品送回家乡。这天我和哥哥去杨子荣纪念馆参观，并带去了爸爸抗战遗留物品。纪念馆里，我们惊异地发现爸爸当年的老首长于得水的照片、事迹也陈列在这里。又意外发现杨子荣和爸爸是1945年一起在龙口上船渡海去东北（庄河登岸）的战友，并在图片上看到那天渡海的船只。我仔细地看着那张图片，想起爸爸在回忆录里写的情景：1945年9月的一天，我胶东独立团在积密（即墨）灵山庙里正准备攻打积密城，突然接到命令，向龙口急行军。当时走了三天三夜，还没等到龙口，就看到有汽车在烟台西等我们。上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龙口海边船站一个大仓库里，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平时都是战士站岗，班长带班，今天突然换成排长站岗，谁也不准出去。晚饭后连长指导员开会回来，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日本投降，我们接受新任务。要求所有指战员把所有武器装备，包括身上穿的军衣、裤子、帽子、绑腿都脱下来全部由排长负责集中收交连部。并将各排班按人数把要换的衣服领回去，马上换好，等候命令。我总也忘不了，由于我年龄小，发给我一个红色大花上衣，我不愿意穿，指导员当时把我给批评了。这时事务长和炊事员送来苹果、大锅饼，叫各班按人数领回。每人六个苹果一个大锅饼。晚上8点多钟，集合上船。当时没有大船，都是柴油机船，还有两条带桅杆船。一个连一条船，我们连坐的是柴油机船。大约晚上10点开船向大连旅顺口驶去，当时没有天气预报，船行到长山岛北二百海里时突然刮起7级大风，有两条带桅杆船都翻到海里了，我们柴油机船又都刮回龙口附近。这时船舱里进了水，有半尺深，我们都坐在水里，大部分战士都晕船，带的苹果、锅饼和呕吐物都混在一起，船舱里成了大酱。原计划在大连旅顺口下船，我们一宿就到，苏联红军在那边接应我们（当时苏联红军不能公开承认我们，我们只能夜间悄悄过去，他们暗地接待我们），由于刮大风把船只又刮回龙口，原计划落空了。第二天白天风停了，我们只能将船改了方向，向庄河开去。第三天晚上4點多钟，船到达东北庄河小县城，由于晕船大部分战士都不能走路了，不少人都由担架抬下去的。经过两个礼拜休整，才恢复了体力……
真没想到，爸爸和老首长老战友又在这里相聚了。我似乎听到了他们开怀大笑的声音。他们可以在一起聊艰苦岁月里一次次战斗的胜利，聊一次次与敌人周旋的机智。爸爸终于可以安歇了。我们的心也释然……
夜晚，我梦见了爸爸。
这次的寻访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家了，这天我拿着刊登爸爸《回忆打烟台》的《昆嵛》杂志来到《昆嵛》杂志社见到了焦红军主编，感谢他选中爸爸的文章，想继续投稿。他说当时选稿时，不知爸爸已经离世了。而后他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放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前辈们，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埋没他们……”虽说同是家乡人，但对于很少过来的我们来说这话让我们心里充满了热流。
回想在牟平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交往，我深深地被家乡人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在牟平人的心中，那些捍卫国土保卫家乡的英烈们是他们永远的痛和骄傲。在我们怀着对爸爸深深的怀念来到家乡寻找他战斗足迹的时候，便有无数人伸出友谊之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家乡的温暖。
或许，在未来的时间里我还会继续寻找，还会沿着爸爸的足迹继续我的旅程。为爸爸，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也为完整真实的历史瞬间。
贺燕，山东牟平人，现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工作。201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昆嵛》于第四期推出其父亲贺传忠的革命回忆录《回忆打烟台》（节选），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而后，贺燕兄妹为收集其父贺传忠在烟台的抗日事迹材料，多次回乡，四处走访，《沿着父亲的足迹》便是这一寻访全过程的真实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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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叫贺传忠，1927年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姜格庄一户贫苦家庭里，父亲死得早，从小就跟母亲讨饭生活。12岁帮八路军给鬼子送信，14岁在村里参加了民兵组织，15岁加入牟平县十區游击队，16岁被选调胶东独立团三营八连二排任战士、通信员、班长、排长。他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共参加大小战斗及战役83次，负伤4次。1946年10月东北新开岭战役负重伤（肺贯穿伤，被国家定为二等革命残废军人），被转移到后方哈尔滨。到东北局政治部报到后又被分配担任守卫松花江大桥护路军连长、政府领导警卫排排长及国家物资储备管理等任务。文革期间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关押被打倒，送清河、柳河五七干校学习劳动。1970年中苏关系紧张，他被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选调到中苏边境嘉荫县任战备办主任，伊春市区委书记……1988年副厅级离休，2013年开始写抗战回忆录10多万字。2014年4月3日因病在哈尔滨逝世。终年87岁。
到牟平后，我们向有关部门介绍了父亲简历和来此的目的。在牟平人大、区政府及姜格庄村委有关人员的协助下，2015年9月4日，我们接到牟平电视台摄制组的邀约，一起来到了尺坎村。在村头遇见了村委会委员孔凡海及坐在房山头晒太阳的几位老人。在他们的叙述和相互对话中，我仿佛看到那天发生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情景，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到那场战斗：
“1944年阴历七月初七，在尺坎村八路军游击队三营和鬼子展开了一场激战，四处枪声炮声，日本狗子的飞机也来了，战斗非常激烈，最后双方展开了白刃战，街上血流成河，非常惨烈。我们只有很少的人突围出去。那天鬼子打扫战场，街道站满了枪上上了刺刀的日本狗子。那天没有祸祸老百姓，战斗结束一小时后，他们就匆匆向水道（村）去了……”
“那天是七月七，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都在家烙小果（一种面食），街上子弹乱飞，有的都从窗户射了进来，老百姓吓得都趴在地上，害怕锅里小果烙煳了，哈腰起身把小果翻个个儿，又赶快趴下。”
“阴历八月十六，距尺坎村7公里的石沟村一名叫孙吉祥的地主领着日本狗子二次进了尺坎村，将村子所有的房屋都烧了，就东南边村头的一户民房没有烧。老百姓能跑的都跑了，一位年岁大的残疾妇女和一个小女孩被烧死了。”
旁边一位骑摩托车路过的60岁左右的妇女随着插话说：“烧死的那女的是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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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给孔凡海打电话让他帮我再去核实那场战斗实情。他回电说：“8月24日水道村鬼子炮楼被端。8月25日日伪军前来增援，我军在尺坎村打阻击，那天我们胜利了。过了50天左右鬼子再次到尺坎扫荡，我们打输了。一共三次战斗，我们两次胜利。”
（二）
这次寻访后我们兄妹非常兴奋，除了对那场战斗牺牲将士的深深哀悼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外，还有对爸爸在这次战斗中能机敏地脱身表示深深的钦佩。经常听爸爸讲他的故事，我们对他历次战斗中有惊无险、大难不死的经历已屡见不鲜。他的勇敢机智，在他12岁帮八路军给鬼子送信时就显露出来。这场战斗一定又是一次机智的突围。
在爸爸回忆录《我的少年与游击队》中他这样写道：我11岁那年，常到大岚东姥姥家东山搂草，姥姥家后面就是大岚东村的家庙，八路军游击队常住在庙里，我和他们经常接触，就知道他们是好人，打日本鬼子的。
姜格庄村公所也设在姜格庄的家庙里，村长留举和我家住在一个胡同里，我叫他是叔叔。因冬天家里冷，我和伙伴常在村公所火炕暖和，这时八路军游击队常来姜格庄村公所，有时一两个人，有时十几个人。我记得这一年日本鬼子在我们姜格庄村北岗，烟威公路边金山寨前修了个三层圆形大碉堡。全村每家能干活的都得去修碉堡，我也被抓去了。中午不让回家吃饭，都得送饭。有一天中午，各家都去送饭，我饿得难受，不见母亲送饭来，就拿铁锹站着往家方向看，怎么还不来？没注意叫日本人打了我一枪把，打了个前趴子。他叫我快干活！当时除了吃饭的人其他人不准停工。碉堡修成后，在碉堡周围又设了两道防御工事：第一道，将周围村子的树木都拦腰砍下来，树头向外做屏障，里头挂上手雷，一碰掉下来就爆炸;第二道，用铁丝网围着。
那时八路军游击队常来姜格庄村公所，有时白天来，有时晚上来，来后就叫村长派人往炮楼子里送信。因为我常在村公所取暖，送信的活儿，村长都让我去（其他小伙伴不敢去），因为我小，不会被鬼子怀疑是八路军游击队，比较安全。每次去送信八路军游击队都告诉我去后要观察里面的情况，有多少鬼子，都是什么枪。实际里面驻有一个小队伪军，30多人，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碉堡三层有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步枪都是三八大盖。回来后将侦察情况都告诉村长和八路军游击队。
当时我们村子南大街有一个在碉堡里当伪军的贺**（老百姓都叫他二鬼子），他知道我是小后村的，一来二去也就熟了。有时到了中午开饭时他还给我两个馒头吃。后来送信时我也学乖了，如果没有到中午开饭时，就到碉堡南面一片大墓地等待。我在地上画一个圈，里面画上一个十字，插上一根草棍，观看时间，等到开饭时再进去。有时去早了没有开饭，贺**就叫我到茅房等一会儿，有人来就装着解大手，没人来就站着等到开饭，闹两个馒头吃。当时也不知道这就是干革命，搞侦察工作…… 想起爸爸的这段经历，我和哥哥决定去趟金山寨，去找当年爸爸修炮楼子的遗址。金山寨前我们没有看到炮楼子，遗址已经被一片玉米地所遮掩。大伯家大姐说，炮楼底座前几年还在，这几年已经没有了。我仔细看了一眼这片土地，心里有说不尽的味道，仿佛看到11岁大的爸爸饿着肚子拿着比他高许多的铁锹边挖土边挨着鬼子枪把子的打……那是怎样一种屈辱的经历啊，爸爸没有童年，他的童年交织着血和泪。
（三）
几天后，我们来到爸爸曾参加战斗的地方——端午山。高耸的牟平抗日烈士纪念碑竖立在城区内一座小山顶上，园内几十座墓碑一个挨一个静静地躺在那里，让前来瞻仰的人们心情肃穆而沉重。
听爸爸说，那一年他正在胶东独立团三营八连给连长陈忠玉当通讯员。那天接到任务去端午山围剿日伪军，他和连长在外围潜伏，不料透漏了风声，前面的战士被抓进屋里，最年轻的一位战士被撬了脑壳;还有一位战士，被敌人从背后搂住，他努力地去够别在腰里的刺刀，不料带起了系在腰上的手榴弹拉弦，他奋力去甩抱他的敌人，却被死死搂住。他机智地撅起屁股抱住脑袋，手榴弹爆炸了，敌人被炸飞了，这个战士屁股炸去了一块儿肉，他逃脱了。这时敌人从外围包围上来了，一排子弹打过来倒下一片我们的同志，爸爸机敏地一侧身躲过了子弹，之后和连长从沁水河（爸爸管这里叫清水河，听说这里的老人都这样称呼它）突围出去……
我走到牺牲战士的墓碑前，仔细地看了他们的墓志碑，他们当年都是一个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为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却在短瞬间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他们没有见到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也从未体味过好日子的滋味，我心情沉重地低下了头，为他们的英灵默哀。
陪同我们前来的亲属说，2012年爸爸最后一次回老家也到这里来过，他在牟平抗日烈士纪念碑前给当年牺牲的战友深深地鞠了躬，并讲了当时的情景。亲属说爸爸指着纪念碑左侧方向的山坡对他们说，当年敌人就是从这里围上来的。可惜那天我们去晚了，纪念馆关门了，没有看到有关战斗的介绍和想要收集的资料。离开这里时，我望了望山下静静流淌的沁水河，它不离不弃地终日守护在烈士身旁，给牟平增添了一抹光辉。
路上，我经过了许多个村庄，竖立在路边的站牌提示着地名：上庄口子，上庄，姜格庄，酒馆，双林前，初村……这些字被疾驰的客车晃得有些变形，我迅速去辨认它们并透过车窗努力多扫一眼这些地方——这些我从未谋面却烂熟于心的地方。对客车上的人来说也许站牌就是个地名，是他们该不该下车的地方，而在我心里这些地方却那样的不平凡，能有多少人还知道当年这条贯穿几个村子的路上，曾隐蔽地活跃着我们的游击队员？他们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日寇横行环境严酷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战斗。爸爸说，“15岁那年他参加了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只有80多人，大部分是周围村子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新队员，都在十七八岁。穿的仍是老百姓的衣服，老游击队员发给半截棉上衣，不发棉裤。新参加的仍穿老百姓衣服，脚上穿的仍然是猪皮绑。有20多条枪，大部分是湖北造。新去的队员，有的发给手榴弹，有的背地雷，有的使大刀片。发给我两个地雷，一个20多斤，主要用在烟台至威海跑汽车的路上，炸敌人汽车，埋在敌人碉堡周围和敌人常出没的地方。当时初村、酒馆、姜格庄、上庄、上庄口子等都建有敌人的碉堡，我们主要活动都在烟威线上，在汽车路上挖壕沟，埋地雷，锯断电线杆子，掐电线，切断敌人联系。晚上在敌人常出没的地方埋雷，在敌人碉堡周围埋雷，向敌人碉堡里扔手榴弹，引敌人无目的地打机枪打小炮，消耗敌人火力。因为周围埋有地雷，夜晚他们不敢出动……”
我肃穆地望着这条路，在这块土地上它曾孕育了多少中华好儿郎！在牟平的这段日子里，我的心一刻都没能平静。这里每天车来车往，路过的行人们，有几人能知道曾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呢？
下车了，我站在云溪路口向两侧望去，笔直的道路顺畅地贯通东西，前面几里路的地方有一狭窄的路面像瓶颈一样被两侧的山收紧，那个地方就是上庄口子。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我们无数次听到爸爸说起这地名，当时真的不明白爸爸是老了还是怎么，这些事他已经讲了一辈子了！当真正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才明白爸爸为什么对这些事耿耿于怀经久不忘，这辈子能装在他心里刻骨铭心的故事就是他少年时就植入心底的信念，赶走侵略者，自由而有尊严地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他亲身做过的最崇高最正义的事！从那时起他就被赋予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这是令他最荣耀的事！他怎能不反复地回忆呢！夜幕降临了，我抬头向远处望去，眼前似乎掠过爸爸少年的身影，我看到一个15岁的男孩借着月光在这里迅速地挖坑埋地雷，继而又拿起短锯将电线杆子锯断，之后就消失在茫茫的月色之中。
（四）
窗外泛起了鱼肚白，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经过几天的奔波，我们对家乡这块土地有了难以割舍的留恋，我和哥哥决定把爸爸抗战遗留物品送回家乡。这天我和哥哥去杨子荣纪念馆参观，并带去了爸爸抗战遗留物品。纪念馆里，我们惊异地发现爸爸当年的老首长于得水的照片、事迹也陈列在这里。又意外发现杨子荣和爸爸是1945年一起在龙口上船渡海去东北（庄河登岸）的战友，并在图片上看到那天渡海的船只。我仔细地看着那张图片，想起爸爸在回忆录里写的情景：1945年9月的一天，我胶东独立团在积密（即墨）灵山庙里正准备攻打积密城，突然接到命令，向龙口急行军。当时走了三天三夜，还没等到龙口，就看到有汽车在烟台西等我们。上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龙口海边船站一个大仓库里，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平时都是战士站岗，班长带班，今天突然换成排长站岗，谁也不准出去。晚饭后连长指导员开会回来，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日本投降，我们接受新任务。要求所有指战员把所有武器装备，包括身上穿的军衣、裤子、帽子、绑腿都脱下来全部由排长负责集中收交连部。并将各排班按人数把要换的衣服领回去，马上换好，等候命令。我总也忘不了，由于我年龄小，发给我一个红色大花上衣，我不愿意穿，指导员当时把我给批评了。这时事务长和炊事员送来苹果、大锅饼，叫各班按人数领回。每人六个苹果一个大锅饼。晚上8点多钟，集合上船。当时没有大船，都是柴油机船，还有两条带桅杆船。一个连一条船，我们连坐的是柴油机船。大约晚上10点开船向大连旅顺口驶去，当时没有天气预报，船行到长山岛北二百海里时突然刮起7级大风，有两条带桅杆船都翻到海里了，我们柴油机船又都刮回龙口附近。这时船舱里进了水，有半尺深，我们都坐在水里，大部分战士都晕船，带的苹果、锅饼和呕吐物都混在一起，船舱里成了大酱。原计划在大连旅顺口下船，我们一宿就到，苏联红军在那边接应我们（当时苏联红军不能公开承认我们，我们只能夜间悄悄过去，他们暗地接待我们），由于刮大风把船只又刮回龙口，原计划落空了。第二天白天风停了，我们只能将船改了方向，向庄河开去。第三天晚上4點多钟，船到达东北庄河小县城，由于晕船大部分战士都不能走路了，不少人都由担架抬下去的。经过两个礼拜休整，才恢复了体力……
真没想到，爸爸和老首长老战友又在这里相聚了。我似乎听到了他们开怀大笑的声音。他们可以在一起聊艰苦岁月里一次次战斗的胜利，聊一次次与敌人周旋的机智。爸爸终于可以安歇了。我们的心也释然……
夜晚，我梦见了爸爸。
这次的寻访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家了，这天我拿着刊登爸爸《回忆打烟台》的《昆嵛》杂志来到《昆嵛》杂志社见到了焦红军主编，感谢他选中爸爸的文章，想继续投稿。他说当时选稿时，不知爸爸已经离世了。而后他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放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前辈们，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埋没他们……”虽说同是家乡人，但对于很少过来的我们来说这话让我们心里充满了热流。
回想在牟平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交往，我深深地被家乡人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在牟平人的心中，那些捍卫国土保卫家乡的英烈们是他们永远的痛和骄傲。在我们怀着对爸爸深深的怀念来到家乡寻找他战斗足迹的时候，便有无数人伸出友谊之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家乡的温暖。
或许，在未来的时间里我还会继续寻找，还会沿着爸爸的足迹继续我的旅程。为爸爸，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也为完整真实的历史瞬间。
贺燕，山东牟平人，现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工作。201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昆嵛》于第四期推出其父亲贺传忠的革命回忆录《回忆打烟台》（节选），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而后，贺燕兄妹为收集其父贺传忠在烟台的抗日事迹材料，多次回乡，四处走访，《沿着父亲的足迹》便是这一寻访全过程的真实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