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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古代一位文学家，在诗、词、文、赋和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同时，他对医药学也十分挚爱，在医药、养生和医药学发展方面也有所建树。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四川眉山人。他在少年时期即对医学有浓厚兴趣，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当时的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别药性论》等。步入政坛后，他利用在朝为官的有利条件，收集了不少宫廷秘方；王安石还曾经把宋神宗治疗偏头痛的白萝卜汁加生龙脑少许的秘方传给了他。同时他还向医家、僧道、民间甚至亲朋好友等征集药方、秘方。他曾经向当时名医厐安时借医书研读；向杭州寺院一位80岁老僧学习以生姜为药健脾温肾；在海南，向当地群众学习用野草“倒粘子”治疗夏痢，并自己炮制成丸剂，治愈了自己的“小便白胶”。有的好友曾在他的恳求下把秘方传给他，并让他发誓不外传，但他往往违约传给需要的人。由此看出，他挚爱医学，广采众方，并不只是为自己治病，而是“济世活人”、“民生为重”。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对医药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官不忘为民防疫疗疾
苏轼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大理寺评事，下放到凤翔县任签书判官，是掌管文书类的小吏。看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便把他在京时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5卷重新书写出来，张贴于市，以供民众抄录使用，受到民众称赞。
回京之后不久，苏轼因抨击时政，被贬官到黄州，实际上是闲职。其间黄州瘟疫流行，他专程到眉山拜访了名医巢谷，寻求防治瘟疫之方。巢谷有一秘方“圣散子”，但拒不传授。苏轼再三请求，并指出这关乎民众生死，才得到巢谷应允，但要苏轼指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得到这一秘方后，以为民解除瘟疫之害为重，将此方公之于众，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建立医疗场所“安乐坊”
苏轼做杭州知府时，当时杭州瘟疫不断发生，苏轼看到病人治病有困难，就提出建立一个医疗场所。除了官府投资和募捐外，他还慷慨解囊，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五十两黄金，在城内建了一座名为“安乐坊”的场所，开始由僧人主持，以后又由医生负责，为病人诊治疾病，还负责照料、护理。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所医疗场所之一，是我国较早的医院的雏形。据记载，三年之中，“安乐坊”就接治病人近千名。
传播医学知识 反对迷信和愚昧
面对愚昧迷信苏轼极力反对。被贬到海南时，他见当地不少人信巫不信医，杀牛求神来治疾病，他十分痛心，写道：“病愈则归德于巫，不愈则称神怒，人牛皆死而后已。”他遗憾“自己莫能救”，就写信给柳子厚和其他政界人士设法制止。有次与欧阳修交谈，欧阳修讲到，有人乘船遇风摔伤，认为被舵手汗渍染的舵牙上刮掉的粉末喝了可以治愈。苏轼说，如此讲来，以笔墨烧成灰饮者可治昏惰，喝伯夷之盥水可治贪，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二人因讽喻如此荒唐的治病之法而抚掌大笑。在《与程正辅书》中苏轼透露，一次他的痔疮复发，不得不休粮断酒肉，忌酱菜盐酪好几天，可是一点也不见好转。于是，他就查询医书药典，对着症状自制了茯苓面（将白茯苓去皮，研成末，再用蜂蜜调匀用少量晒干后的黑芝麻与茯苓粉混合而成），食用后痊愈。
应用医药治病强身
苏轼收集医药知识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应用。他主张有病应求医，要详告自己病情，提出：“有疾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不以困医为事，而病常愈。”
苏轼还热心向别人介绍治病之法和用药之方。在黄州时，他听说天文学家苏颂坠马受伤，立即抄录家传接骨丹药秘方，派人送去，并注明用法。不久又介绍名医庞安时为其治病。有位姓袁的同僚患足疾，他寄去药方，并告之药物真伪鉴别之法。他与书画家米芾结交后，向米芾介绍自己保存的服松脂之法，并告知此法“可坚齿、养颜、乌髭也。”对友人如此，对政敌也不例外。有位名叫章惇的官员，多次弹劾苏轼，欲致他于死地。而章惇要外贬至海隅时，苏轼给其子写信，介绍海隅生活注意事项，并抄录自己撰写的《续养生轮》部分和白术方，作为防治疾病之用。这说明，苏轼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医学知识的。
收集整理医学资料 著书立说传世
苏轼在文学著作等身的同时，还根据自己收集的资料和个人体会，撰写了不少医学专著。如有《苏学土方》一书，后来人们把该书与医学家沈括的《良方》合编成为《苏沈良方》，在我国医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编有《养生说》、《问养生》、《续养生论》、《养生偈》等，还有不少关于健身、营养等方面的文章，均有独特见解，与现代保健观念相吻合。如在《教战守策》中，他分析了王公贵人对寒暑之变“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而寒暑入之矣”。而劳动大众饮露餐风，抗寒冒暑，吃苦耐劳，“一蓑风雨任平生”，则筋骨肌肤强健。苏轼主张饮食要定量有节，反对暴饮暴食，“稍饱则止，不必尽器。”倡导多吃蔬菜，少吃肉食。他提倡适当运动，特别重视精神情志的调节。在《论修养寄子由》中，苏轼强调养生必须无思无念，悠游自得，顺应机缘，使自己的性格更加开朗。
当然，苏轼并非是医学专家，再加上受时代局限，其有些医学论述特别是一些方剂也有不准确、不科学之处。如对“圣散子方”，用来防疫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苏轼不以严谨的方法考查此方的寒热偏性及用药宜忌，而对此方之功效大加渲染，认为“以此治疾，百不失一”，“真济世卫家之宝也”。其实，这种药方适用范围有限，怎能说成是万应灵药？由于苏轼的拔高，造成滥用，产生了严重不良后果。又如苏轼诗中虽有“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之句，但他对炼丹服石养生和“辟谷之术”还是信服和宣扬的，结果是违背科学、吃了苦头，为害匪浅。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
瑕不掩瑜。纵观苏轼在医学领域的活动，对宋代提高医学的地位，使宋代文人竞相旁涉医理产生了有利影响。苏轼以政治家、文学家的身份挚爱医学、涉猎医学、传播医学，起到了医学家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四川眉山人。他在少年时期即对医学有浓厚兴趣，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当时的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别药性论》等。步入政坛后，他利用在朝为官的有利条件，收集了不少宫廷秘方；王安石还曾经把宋神宗治疗偏头痛的白萝卜汁加生龙脑少许的秘方传给了他。同时他还向医家、僧道、民间甚至亲朋好友等征集药方、秘方。他曾经向当时名医厐安时借医书研读；向杭州寺院一位80岁老僧学习以生姜为药健脾温肾；在海南，向当地群众学习用野草“倒粘子”治疗夏痢，并自己炮制成丸剂，治愈了自己的“小便白胶”。有的好友曾在他的恳求下把秘方传给他，并让他发誓不外传，但他往往违约传给需要的人。由此看出，他挚爱医学，广采众方，并不只是为自己治病，而是“济世活人”、“民生为重”。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对医药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官不忘为民防疫疗疾
苏轼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大理寺评事，下放到凤翔县任签书判官，是掌管文书类的小吏。看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便把他在京时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5卷重新书写出来，张贴于市，以供民众抄录使用，受到民众称赞。
回京之后不久，苏轼因抨击时政，被贬官到黄州，实际上是闲职。其间黄州瘟疫流行，他专程到眉山拜访了名医巢谷，寻求防治瘟疫之方。巢谷有一秘方“圣散子”，但拒不传授。苏轼再三请求，并指出这关乎民众生死，才得到巢谷应允，但要苏轼指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得到这一秘方后，以为民解除瘟疫之害为重，将此方公之于众，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建立医疗场所“安乐坊”
苏轼做杭州知府时，当时杭州瘟疫不断发生，苏轼看到病人治病有困难，就提出建立一个医疗场所。除了官府投资和募捐外，他还慷慨解囊，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五十两黄金，在城内建了一座名为“安乐坊”的场所，开始由僧人主持，以后又由医生负责，为病人诊治疾病，还负责照料、护理。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所医疗场所之一，是我国较早的医院的雏形。据记载，三年之中，“安乐坊”就接治病人近千名。
传播医学知识 反对迷信和愚昧
面对愚昧迷信苏轼极力反对。被贬到海南时，他见当地不少人信巫不信医，杀牛求神来治疾病，他十分痛心，写道：“病愈则归德于巫，不愈则称神怒，人牛皆死而后已。”他遗憾“自己莫能救”，就写信给柳子厚和其他政界人士设法制止。有次与欧阳修交谈，欧阳修讲到，有人乘船遇风摔伤，认为被舵手汗渍染的舵牙上刮掉的粉末喝了可以治愈。苏轼说，如此讲来，以笔墨烧成灰饮者可治昏惰，喝伯夷之盥水可治贪，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二人因讽喻如此荒唐的治病之法而抚掌大笑。在《与程正辅书》中苏轼透露，一次他的痔疮复发，不得不休粮断酒肉，忌酱菜盐酪好几天，可是一点也不见好转。于是，他就查询医书药典，对着症状自制了茯苓面（将白茯苓去皮，研成末，再用蜂蜜调匀用少量晒干后的黑芝麻与茯苓粉混合而成），食用后痊愈。
应用医药治病强身
苏轼收集医药知识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应用。他主张有病应求医，要详告自己病情，提出：“有疾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不以困医为事，而病常愈。”
苏轼还热心向别人介绍治病之法和用药之方。在黄州时，他听说天文学家苏颂坠马受伤，立即抄录家传接骨丹药秘方，派人送去，并注明用法。不久又介绍名医庞安时为其治病。有位姓袁的同僚患足疾，他寄去药方，并告之药物真伪鉴别之法。他与书画家米芾结交后，向米芾介绍自己保存的服松脂之法，并告知此法“可坚齿、养颜、乌髭也。”对友人如此，对政敌也不例外。有位名叫章惇的官员，多次弹劾苏轼，欲致他于死地。而章惇要外贬至海隅时，苏轼给其子写信，介绍海隅生活注意事项，并抄录自己撰写的《续养生轮》部分和白术方，作为防治疾病之用。这说明，苏轼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医学知识的。
收集整理医学资料 著书立说传世
苏轼在文学著作等身的同时，还根据自己收集的资料和个人体会，撰写了不少医学专著。如有《苏学土方》一书，后来人们把该书与医学家沈括的《良方》合编成为《苏沈良方》，在我国医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编有《养生说》、《问养生》、《续养生论》、《养生偈》等，还有不少关于健身、营养等方面的文章，均有独特见解，与现代保健观念相吻合。如在《教战守策》中，他分析了王公贵人对寒暑之变“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而寒暑入之矣”。而劳动大众饮露餐风，抗寒冒暑，吃苦耐劳，“一蓑风雨任平生”，则筋骨肌肤强健。苏轼主张饮食要定量有节，反对暴饮暴食，“稍饱则止，不必尽器。”倡导多吃蔬菜，少吃肉食。他提倡适当运动，特别重视精神情志的调节。在《论修养寄子由》中，苏轼强调养生必须无思无念，悠游自得，顺应机缘，使自己的性格更加开朗。
当然，苏轼并非是医学专家，再加上受时代局限，其有些医学论述特别是一些方剂也有不准确、不科学之处。如对“圣散子方”，用来防疫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苏轼不以严谨的方法考查此方的寒热偏性及用药宜忌，而对此方之功效大加渲染，认为“以此治疾，百不失一”，“真济世卫家之宝也”。其实，这种药方适用范围有限，怎能说成是万应灵药？由于苏轼的拔高，造成滥用，产生了严重不良后果。又如苏轼诗中虽有“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之句，但他对炼丹服石养生和“辟谷之术”还是信服和宣扬的，结果是违背科学、吃了苦头，为害匪浅。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
瑕不掩瑜。纵观苏轼在医学领域的活动，对宋代提高医学的地位，使宋代文人竞相旁涉医理产生了有利影响。苏轼以政治家、文学家的身份挚爱医学、涉猎医学、传播医学，起到了医学家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