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先秦儒家话语方式的创变

来源 :文学遗产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p20201892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先秦时期,礼仪用诗、外交赋诗、立言引诗,以及其后出现的"说诗",形成一个诗用的传统.赋诗和引诗是借《诗经》的篇章或语句以阐发己志;"说诗"则是孔子等从经典文献出发构建新意识形态的理论行为,阐发的是诗人之志.《孔子诗论》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即是这一话语转型的理论纲领."以意逆志"作为一种说诗方法,既是对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反拨,也为儒家构建思想体系提供了新方法.它认为"说诗"就是今圣古圣的相互印证,也是与诗人为友、抵达道德盛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超越文辞才能实现."以意逆志"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六经注我",它对后世儒家经典阐释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
其他文献
这本书的基础是李晶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书稿修改完毕即将出版之际,作为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自然有一些话要说.rn李晶本科是山东大学外语系,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时专业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但她似乎与《红楼梦》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缘,尤其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读博士研究生前她就对杨、戴英译本《红楼梦》进行了研究,因此她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自然而然就选择了杨、戴英译本《红楼梦》研究.
期刊
在大多数脂本中,小红在姓名、出身、年龄、形象方面都存在矛盾,而《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矛盾.但该本的处理同样存在问题.对比之下,我们认为,郑藏本并非作者初稿,其中应掺杂了后改之笔.
《红楼梦》中大量的暮夜书写是儒家暮夜观念与古代小说“夜化”创作艺术的延续与升华,它凝聚了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并凸显了叙事上的戏剧化建构,而且还吸收了暮夜诗词中营造诗境与描摹心理的书写程式,从而形成了兼具伦理性、戏剧性与诗性等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暮夜书写形态,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是解读《红楼梦》深层寓意的独特视角.
“桥”表“桥梁”义已见于战国中后期,尤其是秦文献中.“桥”作为秦的官方用词,随着秦统一天下后“书同文”政策的推行及田律、徭律等各种律令的颁行,使用频率大幅增加.最后,因“桥”在表“桥梁”义上汉承秦制,加之律令、字书等的官方文书地位,也促使“桥”最终取代了“梁”.
《红楼梦》问世以来,其传播形式的多样化是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观,数字传播技术在当下的快速发展,使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传播样式更加多元,甚至还造成因渠道过剩,众声喧哗,忽视原著内容的“负消费”现象.而事实上,寻求优质内容与传播技术的完美结合,才是信息传播的最佳生态.最近,三联中读用一个精品课程的体量与阵容向社会推送《永远的》,就是传统的文学经典与现代数字传播有机融合的新尝试.该节目秉承内容为王的传播理念,注重听觉传播的特殊效果及受众定位等策略,短期内收获了可观的学习量与受众评论,值得学界与业界持续关注.
《红楼梦》清代文人绘画是《红楼梦》传播、接受与艺术再造的载体,是《红楼梦》文化中最具文人气息的一类,反映了清代文人对《红楼梦》中故事、人物的理解和不同喜好,是了解特定时代《红楼梦》在文人中传播与审美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红学史上,何其芳长篇论文《论〈红楼梦〉》的发表,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宝黛爱情主线说""典型共名说"等重要学术观点,以其重要的理论建树和对《红楼梦》深邃的艺术分析,引领了《红楼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大大提升了《红楼梦》的研究水平,为《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思路,并建立了新的学术典范,对红学的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作为《切韵》系韵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保存了部分疑难字,文章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以形考字、以音考字、以义考字、以序考字、以用考字等疑难字考释方法,对其中存在的“(蒙)”“(瓸)”“胓”“(权)”“(姕)”“(縠)”等6个疑难字进行考释,以期能对以后研究者有所裨益.
“风流”是中国文化史上很独特的观念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褒义,然而“风流”又表示“放浪不贞”,含贬义.“风流”在《红楼梦》中频繁出现:故事源自“风流公案”;书中颇多女角和“风流观念”相关;“风流公子”参与聚麀之乱.黛玉是“风流冤家”,晴雯“夭风流”,其实,黛、晴绝不泛爱滥交,在这种情况下,“风流冤家”“前盟”与男女主角的关系有待辨明.此外,大观园是“文采风流”之地,但是贾府也有“风流场”,其中有些情节可能源自《风月宝鉴》.“风流”又用作文评术语、道德标签,它的多义性令译者感到为难.
从婚姻叙事的角度看,《红楼梦》中婢女的婚姻同样是小说浓墨重彩的书写对象.就其来源而言,婢女可以分为三类,三类不同的出身对于这些女性的婚姻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深切地影响了小说人物的言语方式、行为特质以及性格走向,并由此带来了情节变幻乃至巨幅变动的诸多可能.同时,从这些“副册”女性的婚姻遭际中,我们也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隐含并贯穿于“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中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