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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中关系而言，这是互动频繁的12个月。首先，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出席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在此期间，双方共同宣布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和悉尼将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消息；其次，《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于6月17日正式签署；随后一周，澳大利亚宣布将于6月29日在北京签署协议条款，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之一。澳大利亚也成为亚投行的第六大股东。
这些举措是对两大经济体在21世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积极响应。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而澳大利亚大陆仅在227年前才首次出现欧洲定居者，澳大利亚联邦则在1901年才成立。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只有四大经济伙伴，首先是英国，其次是美国，第三为日本，第四则为中国。
预计未来至少在两代人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仍将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伙伴。中国大约在本世纪中期将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中澳两国之间存在互补的竞争优势。《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扩大两国既有的贸易关系，继而有助于确保上述预测成为现实。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具体内容反映了两国目前的经济激励机制，以及该协定签订之前两国关系的务实基础。我们认为，就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在农业与服务业等关键领域获得更多的中国市场准入；而就中国而言，我们认为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其在投资，即购入澳大利亚房地产方面获得更好的准入，并为中国企业提高产品制造业之外的在澳商机。
中国目前对澳出口中，制造业产品占主导地位，其中多数产品以零关税或较低关税进入澳大利亚。这反映了澳大利亚数十年前的经济决策，即实现经济自由化并使当地产业遵从国际竞争规则。随之而来的是令人不安的产业结构调整，当时这些产业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但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澳大利亚的消费者而言，产业结构调整使他们可以以真实的世界价格购买到最好的产品。当中国崛起为全球的制造工厂后，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而且增涨的幅度甚巨。在如此有利的现状下，中国没有争取降低产品关税的迫切需要。
然而在投资方面，中国希望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FIRB）给予中国公司与美国和日本公司同等的投资待遇。某种程度而言，澳大利亚做到了。中国私营公司将与美国、日本企业一样，享受新的FIRB投资监管限额，从2.48亿澳元提高至10.78亿澳元。然而，希望投资澳大利亚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每笔交易仍将受到审查，并且，在许多“敏感”产业领域，如农业土地、媒体以及电信等，无论其交易规模大小，仍将受到自身限制或强制监管。
中国的另一个受益点是，如果中国计划向高收入世界输出其基础设施的“专业技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需要采用一种灵活的输出方法。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司能够在出口中保持其国内成本优势，包括比高收入国家便宜的劳动力等，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司就能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包含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便利化协议》（IFAs）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因为该协议接受基于具体项目的临时工人签证。假如在议项目获得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CA）和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DFAT）的共同批准，项目总额超过1.5亿澳元，并且与食品与农业、资源与能源、运输、电信、电力供应与制造、环境或旅游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开发相关，那么就适用于《投资便利化协议》。
产业结构非常重要，因为“基础设施”的定义超过了通常定义的范围，即运输、能源、通信、资源物流，而扩展到环境、农业以及旅游等产业，在这些领域两国的投资合作将会高度互补。对此，我还认为教育和保健也是一个经济体中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可以很容易超过1.5亿澳元大关，因此将它们列入投资名单将是不错的选择。我认为中国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两国或许是双赢之举，中国可以期待在该领域获得更多的国际合同，而澳大利亚则可以寻求在不给公共领域资产负债总额增加过度压力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其基础设施存量的深度建设。
现在可以重新思考澳大利亚经济，并思考《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商业的影响。澳大利亚服务业蕴藏着许多新商机，而且澳大利亚的农业与渔业准入也有所改善。在渔业方面，提高配额与降低关税将使澳大利亚生产商与新西兰和智利生产商享有平等的权利，上述两国早先与中国已签署了贸易协定。
澳大利亚服务业应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入大幅提升中获益，包括金融、法律、教育、电信、旅游、保健与养老、建筑工程与制造服务业、矿业服务业、运输、建筑与城市规划等领域，受益领域将相当广泛。
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医疗保健或许是最具吸引力的行业。
基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允许投资从绝大多数传统合资企业中分离出来的外资全资子公司，以及拥有并运营医院和养老机构。澳大利亚具有高度发达且与公有体制并行的私有保健与养老体制。而且毫无疑问，这些专业知识可以输出。然而，对澳大利亚公司而言，培训和雇佣当地员工以运营新的保健与养老机构将必不可少。随着人口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这些领域在中国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就业来源。
全资子公司也将获准运营酒店与餐馆以及旅游机构。在教育领域，中国籍学生约占澳大利亚外籍高等教育学生的40%，但按价值计算，中国仅占澳大利亚全部教育出口市场的29%。按照《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教育部已经同意将澳大利亚联邦所有注册的私立高等教育提供商列入其网站目录。实际上，这将使名录中的澳洲学校数量从105个增加到182个，提高了73%。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澳大利亚的外籍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比重约五分之二，高于澳大利亚全部出口产品中中国产品的比重约三分之一。
（作者为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高级国际经济学家）
这些举措是对两大经济体在21世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积极响应。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而澳大利亚大陆仅在227年前才首次出现欧洲定居者，澳大利亚联邦则在1901年才成立。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只有四大经济伙伴，首先是英国，其次是美国，第三为日本，第四则为中国。
预计未来至少在两代人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仍将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伙伴。中国大约在本世纪中期将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中澳两国之间存在互补的竞争优势。《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扩大两国既有的贸易关系，继而有助于确保上述预测成为现实。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具体内容反映了两国目前的经济激励机制，以及该协定签订之前两国关系的务实基础。我们认为，就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在农业与服务业等关键领域获得更多的中国市场准入；而就中国而言，我们认为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其在投资，即购入澳大利亚房地产方面获得更好的准入，并为中国企业提高产品制造业之外的在澳商机。
中国目前对澳出口中，制造业产品占主导地位，其中多数产品以零关税或较低关税进入澳大利亚。这反映了澳大利亚数十年前的经济决策，即实现经济自由化并使当地产业遵从国际竞争规则。随之而来的是令人不安的产业结构调整，当时这些产业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但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澳大利亚的消费者而言，产业结构调整使他们可以以真实的世界价格购买到最好的产品。当中国崛起为全球的制造工厂后，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而且增涨的幅度甚巨。在如此有利的现状下，中国没有争取降低产品关税的迫切需要。
然而在投资方面，中国希望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FIRB）给予中国公司与美国和日本公司同等的投资待遇。某种程度而言，澳大利亚做到了。中国私营公司将与美国、日本企业一样，享受新的FIRB投资监管限额，从2.48亿澳元提高至10.78亿澳元。然而，希望投资澳大利亚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每笔交易仍将受到审查，并且，在许多“敏感”产业领域，如农业土地、媒体以及电信等，无论其交易规模大小，仍将受到自身限制或强制监管。
中国的另一个受益点是，如果中国计划向高收入世界输出其基础设施的“专业技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需要采用一种灵活的输出方法。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司能够在出口中保持其国内成本优势，包括比高收入国家便宜的劳动力等，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司就能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包含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便利化协议》（IFAs）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因为该协议接受基于具体项目的临时工人签证。假如在议项目获得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CA）和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DFAT）的共同批准，项目总额超过1.5亿澳元，并且与食品与农业、资源与能源、运输、电信、电力供应与制造、环境或旅游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开发相关，那么就适用于《投资便利化协议》。
产业结构非常重要，因为“基础设施”的定义超过了通常定义的范围，即运输、能源、通信、资源物流，而扩展到环境、农业以及旅游等产业，在这些领域两国的投资合作将会高度互补。对此，我还认为教育和保健也是一个经济体中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可以很容易超过1.5亿澳元大关，因此将它们列入投资名单将是不错的选择。我认为中国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两国或许是双赢之举，中国可以期待在该领域获得更多的国际合同，而澳大利亚则可以寻求在不给公共领域资产负债总额增加过度压力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其基础设施存量的深度建设。
现在可以重新思考澳大利亚经济，并思考《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澳大利亚商业的影响。澳大利亚服务业蕴藏着许多新商机，而且澳大利亚的农业与渔业准入也有所改善。在渔业方面，提高配额与降低关税将使澳大利亚生产商与新西兰和智利生产商享有平等的权利，上述两国早先与中国已签署了贸易协定。
澳大利亚服务业应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入大幅提升中获益，包括金融、法律、教育、电信、旅游、保健与养老、建筑工程与制造服务业、矿业服务业、运输、建筑与城市规划等领域，受益领域将相当广泛。
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医疗保健或许是最具吸引力的行业。
基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允许投资从绝大多数传统合资企业中分离出来的外资全资子公司，以及拥有并运营医院和养老机构。澳大利亚具有高度发达且与公有体制并行的私有保健与养老体制。而且毫无疑问，这些专业知识可以输出。然而，对澳大利亚公司而言，培训和雇佣当地员工以运营新的保健与养老机构将必不可少。随着人口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这些领域在中国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就业来源。
全资子公司也将获准运营酒店与餐馆以及旅游机构。在教育领域，中国籍学生约占澳大利亚外籍高等教育学生的40%，但按价值计算，中国仅占澳大利亚全部教育出口市场的29%。按照《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教育部已经同意将澳大利亚联邦所有注册的私立高等教育提供商列入其网站目录。实际上，这将使名录中的澳洲学校数量从105个增加到182个，提高了73%。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澳大利亚的外籍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比重约五分之二，高于澳大利亚全部出口产品中中国产品的比重约三分之一。
（作者为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高级国际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