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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来信之R眼看姜文
是狂热促使他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他开始大胆创造电影,创造一切,就好像他是上帝。他天生是当导演的料。我想说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导演,因为他的电影跟你在中国看到的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总的来说,可以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对真相的偏执,当他看到这个真相,就要把它表现在电影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备受争议。他是个非常有挑衅性的导演,无所畏惧,这是很多导演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但是他们很少能做到。他以自己观察现实的方式去拍电影,这才是他感兴趣的,而不是取悦他人。
——Rosenbaum(美国著名影评人)
名字是父母给的,名气自己创造。这个叫着“姜小军”长大的唐山孩子,也许很难想像有一天自己会被称为中国的马龙·白兰度,或库斯图里卡。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只有23岁的半大孩子姜文,能在银幕上成功塑造一个“右派分子”秦书田,历经四清五反文革。今天23岁的演员能演什么?能演《一起去看流星雨》或者《命中注定我爱你》,历经相爱和失恋!30岁之前,“你爷爷”姜文就能在演员这行玩个遍,玩过皇帝(电影《末代皇后》),也玩过太监(电影《大太监李莲英》),玩过黑五类、纽约客、倒霉蛋……30岁之后,他开始玩“跑酷”,以parkour的速度侧空翻,从墙的这边翻到那一边,从此大家都叫他姜文导演。翻墙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你第一次玩,大家都等着你栽,你却撒丫子跑到威尼斯,还赚了5000万(姜文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曾打破中国电影票房纪录,进账5000万人民币)。
当然,跑酷并不总是有惊无险。2000年《鬼子来了》让姜文得到两张奖状,一张是戛纳电影节给他发的“评委会大奖”,一张是国内给他发的“禁拍令”,后一张奖状的份量稍微重一点,它只是意味着有七年时间你得傻呆着不准瞎跑,这对一个酷跑爱好者来说确实是个小惩罚——对于导演来说,这也许比被汽车撞到更糟糕。这七年,中国电影观众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鬼子来了》,但是在江湖上,到处都是它的传说;而看过它的人则说,这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反映战争与人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的一部”——甚至连姜文也对它不吝赞美之辞:就像红酒一样,如果你把它放进酒窖里,陈放越久,它的味道就越纯正。
如果说《鬼子来了》是个劫数,那《太阳照常升起》只能算是梦魇了。在这部据说由四个独立故事“疯”“爱”“枪”“梦”构成的电影中,很多人看得迷迷糊糊,走出电影院只记得除了周韵的脚很漂亮,就是电影中的台词很精彩:女人的脚生得漂亮,就不用穿鞋,如果屁股生得漂亮,就不用穿裤子。问题是,在这部没什么情节的电影里,女人们都穿着裤子,可想而知,电影的票房会有多惨。这次姜文跑得让你找不到,结果只能是观众也跟你玩躲猫猫。
今年五月,姜文终于又出现,还有他的海报——新片《Let the Bullets Fly》(中文直译:让子弹飞吧)首款海报在戛纳电影宫曝光。这次距离他上一部影片《鬼子来了》在戛纳展映,已是九年之后;九年过去,大部分时间没电影可拍的导演在餐桌前慢慢发福,变得我们几乎认不出——唯一不变的还是劳碌命: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拍电影的人,就像李安说的那样“为了电影生涯,必须要竞赛”,于是从戛纳到威尼斯,又从威尼斯到戛纳,和年轻人比,也和八十岁的老人比。也许比到“谁都没你先死”那一天,上帝就会给你颁个“终生成就奖”,以终此生……《子弹》据说是一部非常商业的电影,有多商业?导演大概恨不得把名字改成《Let the Greenback Fly》(中文直译:让钞票飞吧)。这就是我们能从海报上能得到的唯一信息,它很“好笑”,很“西部”,很“传奇”……总之,很绿很商业。和他上一部梦幻之作《太阳照常升起》的宣传,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这部“满页都是隐喻,企图震撼读者”的电影当初在它的宣传中加入“恋足”噱头,也许不至收成寥寥?
这几年,中国的电影始终都跟一个词掺和在一起,那就是“收成”,在收成面前,众生平等。就像在训练场,每个跑酷爱好者都面临着相同的危险,但是你的宿命就是奔跑,只有跑,才能证明你的价值。
姜文快跑!
姜文采访
星库:你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
姜文:如果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认为不错,就会把它拍成电影——我想让人们能亲眼看到这部电影,因为它确实打动过我。
作为一个导演,我认为对电影工业做出贡献意味着我能得到一个好故事,并且把它转化成电影语言,然后在电影院里让大家都看到。如果观众认为我构思的这部电影不错,对我而言,这就是对电影产业做出的最大贡献。
星库:《鬼子来了》在2000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虽然它拿到的只是第二大奖,但是仍然显得很特别。你当初拍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哪里?
姜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没有人会忘记在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抗击日本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战争带来的损失,以及留给中国人民的破坏性影响依旧能被感受到。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导演,在一个35岁的年龄阶段,不可能回避这段历史。
星库:为什么会选择完全用黑白胶片拍摄?
姜文:因为非常美。
星库:我想这就是你对它的总结。
姜文:当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纪录片,除了纪录的事实之外,黑白影像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拍一部发生在60年前的战争故事用黑白胶片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而且,不管是拍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损失,既然不存在演员“金发碧眼”的问题。这样去拍会比较自然,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星库:你怎么看这部电影给中国带来的震荡?
姜文:已经很多年了。我现在的脑子里都是关于现在的电影,所以我得用两周时间去回顾这部电影带来的影响。从我能记忆的层面讲,这部电影的影响很大。但是它从未进入电影市场。
星库:直到现在,它也没有被放映吗?
姜文:我想就像红酒一样,如果你把它放进酒窖里,陈放越久,它的味道就越纯正。
星库:在这样的环境中拍电影对你来说需要有多小心?
姜文:我怎么能说这些?从我的经历来讲,我已经拍了三部电影,只有一部没有放映。比例是3-1。
星库:你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了文革最盛时期的混乱,这也是你经历过的。这部电影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你的真实经历?
姜文:对于电影来说,讲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经历的故事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通过一个个体的视角,讲述社会经历的某个片段是有可能的。这个故事可以讲得很有趣。如果去拍整个社会的风貌,可能是浪费时间。因此我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专注于讲一个我熟悉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非常有趣。有一些确实反映了我的生活。我能告诉你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起码比我大七八岁。
星库:我们听到的是很多人说那个年代有多悲惨,有多混乱,但是你却享受文化大革命?
姜文:我只能致力于描述我这一代人的真实感受。当然,这部电影在公映之前就被观摩过,人们问我能否换一个片名。他们不想让我给这部电影起名《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他们也会问我,作为文革时期的一个孩子,你的感受就那么重要吗?难道你不能按照官方或者大多数人的感受去讲这部电影吗?在那个时期,社会上确实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有很多死亡事件,而且我知道它更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如果我想以孩子们的眼睛去看那个时代的话,我就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当然,我认为每个人拍电影都应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拍电影的方式应该取自于他们的生活。这样你就会呈现一个完整的文革故事。
星库:文革之后,你就读的戏剧学校也接着复课了。你关于学生时代的记忆有哪些?
姜文:我记得在考中央戏剧学院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校存在。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个学校并且问我想不想去考。我就准备了考试,然后通过了。在这之前,我还考过电影学校,但是失败了。他们不想要我。所以在1980年,我进了中央戏剧学院。四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事业。
星库:听说你上学时就是个很难教的学生,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自主的性格,这就是你开始演艺之路后又投身导演行业的原因吗?
姜文:我想促成我改变的情况有很多。你刚才说的只是其中一个。其他原因,比如在我的脑子里有一部电影,但是没有人会去实现它,那我只好自己去做。我想就是这样。还有,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大约六岁到十岁的年纪,我就开始利用投射到墙上的光源和大约十个纸样,去做自己的“电影”。“电影”都是关于战争的,因为我小时候看过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关于战争。然后,我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盒子里。我拿来父亲的大药盒子,并且做了一个手柄。我把药盒子上的标签撕掉,然后在上面贴一张白纸,写上这部“电影”的名字,以及谁制作了这部电影。我想正是这些经历影响了我,并使我对拍自己的电影更有兴趣。
星库: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工作室安在紫禁城(姜文的不亦乐乎工作室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编者注),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姜文:因为我想找一片森林,这是这个城市唯一一片森林。
星库:这里只有很少的树,这就是北京的森林!
姜文:每棵树的树龄至少有两三百岁。
星库:我想问你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去好莱坞?
姜文:我不会拒绝去好莱坞的机会。我认为在好莱坞拍电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你会有很大的观众群。同时我认为呆在中国和去好莱坞拍电影是没有矛盾的。不只是说,中国会越来越开放。很多电影公司都涌入中国,来这里拍电影。所以呆在一个地方拍两种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
星库:你认为中国接下来几年会有哪些变化?你怎样看待它的发展?
姜文: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国的发展是停滞的,因此过去20年的发展还不够。它还要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星库:你和张艺谋导演合作过很多次。你把你们的成功合作归结为哪些因素?
姜文:我们只合作过两次。第一部是他的电影《红高粱》。第二部电影《有话好好说》,是在九年之后。在我看来,两部电影都不错,尤其是《红高粱》。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中国电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星库:2002年的电影《寻枪》,也是你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姜文:是这样的。导演当初给我写了一封信。他那时还非常年轻,30岁。他想让我做这部电影的监制,信的内容非常感人。他说他找不到我所以给我写这封信。我当年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30岁。我发现一个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既找不到钱也找不到人,所以我非常同情他。我非常愿意帮助他。所以我带着他和他的剧本去找投资商。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拍好。我想帮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至少值得实现。
是狂热促使他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他开始大胆创造电影,创造一切,就好像他是上帝。他天生是当导演的料。我想说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导演,因为他的电影跟你在中国看到的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总的来说,可以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对真相的偏执,当他看到这个真相,就要把它表现在电影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备受争议。他是个非常有挑衅性的导演,无所畏惧,这是很多导演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但是他们很少能做到。他以自己观察现实的方式去拍电影,这才是他感兴趣的,而不是取悦他人。
——Rosenbaum(美国著名影评人)
名字是父母给的,名气自己创造。这个叫着“姜小军”长大的唐山孩子,也许很难想像有一天自己会被称为中国的马龙·白兰度,或库斯图里卡。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只有23岁的半大孩子姜文,能在银幕上成功塑造一个“右派分子”秦书田,历经四清五反文革。今天23岁的演员能演什么?能演《一起去看流星雨》或者《命中注定我爱你》,历经相爱和失恋!30岁之前,“你爷爷”姜文就能在演员这行玩个遍,玩过皇帝(电影《末代皇后》),也玩过太监(电影《大太监李莲英》),玩过黑五类、纽约客、倒霉蛋……30岁之后,他开始玩“跑酷”,以parkour的速度侧空翻,从墙的这边翻到那一边,从此大家都叫他姜文导演。翻墙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你第一次玩,大家都等着你栽,你却撒丫子跑到威尼斯,还赚了5000万(姜文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曾打破中国电影票房纪录,进账5000万人民币)。
当然,跑酷并不总是有惊无险。2000年《鬼子来了》让姜文得到两张奖状,一张是戛纳电影节给他发的“评委会大奖”,一张是国内给他发的“禁拍令”,后一张奖状的份量稍微重一点,它只是意味着有七年时间你得傻呆着不准瞎跑,这对一个酷跑爱好者来说确实是个小惩罚——对于导演来说,这也许比被汽车撞到更糟糕。这七年,中国电影观众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鬼子来了》,但是在江湖上,到处都是它的传说;而看过它的人则说,这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反映战争与人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的一部”——甚至连姜文也对它不吝赞美之辞:就像红酒一样,如果你把它放进酒窖里,陈放越久,它的味道就越纯正。
如果说《鬼子来了》是个劫数,那《太阳照常升起》只能算是梦魇了。在这部据说由四个独立故事“疯”“爱”“枪”“梦”构成的电影中,很多人看得迷迷糊糊,走出电影院只记得除了周韵的脚很漂亮,就是电影中的台词很精彩:女人的脚生得漂亮,就不用穿鞋,如果屁股生得漂亮,就不用穿裤子。问题是,在这部没什么情节的电影里,女人们都穿着裤子,可想而知,电影的票房会有多惨。这次姜文跑得让你找不到,结果只能是观众也跟你玩躲猫猫。
今年五月,姜文终于又出现,还有他的海报——新片《Let the Bullets Fly》(中文直译:让子弹飞吧)首款海报在戛纳电影宫曝光。这次距离他上一部影片《鬼子来了》在戛纳展映,已是九年之后;九年过去,大部分时间没电影可拍的导演在餐桌前慢慢发福,变得我们几乎认不出——唯一不变的还是劳碌命: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拍电影的人,就像李安说的那样“为了电影生涯,必须要竞赛”,于是从戛纳到威尼斯,又从威尼斯到戛纳,和年轻人比,也和八十岁的老人比。也许比到“谁都没你先死”那一天,上帝就会给你颁个“终生成就奖”,以终此生……《子弹》据说是一部非常商业的电影,有多商业?导演大概恨不得把名字改成《Let the Greenback Fly》(中文直译:让钞票飞吧)。这就是我们能从海报上能得到的唯一信息,它很“好笑”,很“西部”,很“传奇”……总之,很绿很商业。和他上一部梦幻之作《太阳照常升起》的宣传,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这部“满页都是隐喻,企图震撼读者”的电影当初在它的宣传中加入“恋足”噱头,也许不至收成寥寥?
这几年,中国的电影始终都跟一个词掺和在一起,那就是“收成”,在收成面前,众生平等。就像在训练场,每个跑酷爱好者都面临着相同的危险,但是你的宿命就是奔跑,只有跑,才能证明你的价值。
姜文快跑!
姜文采访
星库:你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
姜文:如果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认为不错,就会把它拍成电影——我想让人们能亲眼看到这部电影,因为它确实打动过我。
作为一个导演,我认为对电影工业做出贡献意味着我能得到一个好故事,并且把它转化成电影语言,然后在电影院里让大家都看到。如果观众认为我构思的这部电影不错,对我而言,这就是对电影产业做出的最大贡献。
星库:《鬼子来了》在2000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虽然它拿到的只是第二大奖,但是仍然显得很特别。你当初拍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哪里?
姜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没有人会忘记在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抗击日本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战争带来的损失,以及留给中国人民的破坏性影响依旧能被感受到。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导演,在一个35岁的年龄阶段,不可能回避这段历史。
星库:为什么会选择完全用黑白胶片拍摄?
姜文:因为非常美。
星库:我想这就是你对它的总结。
姜文:当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纪录片,除了纪录的事实之外,黑白影像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拍一部发生在60年前的战争故事用黑白胶片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而且,不管是拍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损失,既然不存在演员“金发碧眼”的问题。这样去拍会比较自然,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星库:你怎么看这部电影给中国带来的震荡?
姜文:已经很多年了。我现在的脑子里都是关于现在的电影,所以我得用两周时间去回顾这部电影带来的影响。从我能记忆的层面讲,这部电影的影响很大。但是它从未进入电影市场。
星库:直到现在,它也没有被放映吗?
姜文:我想就像红酒一样,如果你把它放进酒窖里,陈放越久,它的味道就越纯正。
星库:在这样的环境中拍电影对你来说需要有多小心?
姜文:我怎么能说这些?从我的经历来讲,我已经拍了三部电影,只有一部没有放映。比例是3-1。
星库:你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了文革最盛时期的混乱,这也是你经历过的。这部电影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你的真实经历?
姜文:对于电影来说,讲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经历的故事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通过一个个体的视角,讲述社会经历的某个片段是有可能的。这个故事可以讲得很有趣。如果去拍整个社会的风貌,可能是浪费时间。因此我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专注于讲一个我熟悉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非常有趣。有一些确实反映了我的生活。我能告诉你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要角色起码比我大七八岁。
星库:我们听到的是很多人说那个年代有多悲惨,有多混乱,但是你却享受文化大革命?
姜文:我只能致力于描述我这一代人的真实感受。当然,这部电影在公映之前就被观摩过,人们问我能否换一个片名。他们不想让我给这部电影起名《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他们也会问我,作为文革时期的一个孩子,你的感受就那么重要吗?难道你不能按照官方或者大多数人的感受去讲这部电影吗?在那个时期,社会上确实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有很多死亡事件,而且我知道它更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如果我想以孩子们的眼睛去看那个时代的话,我就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当然,我认为每个人拍电影都应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拍电影的方式应该取自于他们的生活。这样你就会呈现一个完整的文革故事。
星库:文革之后,你就读的戏剧学校也接着复课了。你关于学生时代的记忆有哪些?
姜文:我记得在考中央戏剧学院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校存在。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个学校并且问我想不想去考。我就准备了考试,然后通过了。在这之前,我还考过电影学校,但是失败了。他们不想要我。所以在1980年,我进了中央戏剧学院。四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事业。
星库:听说你上学时就是个很难教的学生,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自主的性格,这就是你开始演艺之路后又投身导演行业的原因吗?
姜文:我想促成我改变的情况有很多。你刚才说的只是其中一个。其他原因,比如在我的脑子里有一部电影,但是没有人会去实现它,那我只好自己去做。我想就是这样。还有,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大约六岁到十岁的年纪,我就开始利用投射到墙上的光源和大约十个纸样,去做自己的“电影”。“电影”都是关于战争的,因为我小时候看过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关于战争。然后,我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盒子里。我拿来父亲的大药盒子,并且做了一个手柄。我把药盒子上的标签撕掉,然后在上面贴一张白纸,写上这部“电影”的名字,以及谁制作了这部电影。我想正是这些经历影响了我,并使我对拍自己的电影更有兴趣。
星库: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工作室安在紫禁城(姜文的不亦乐乎工作室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编者注),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姜文:因为我想找一片森林,这是这个城市唯一一片森林。
星库:这里只有很少的树,这就是北京的森林!
姜文:每棵树的树龄至少有两三百岁。
星库:我想问你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去好莱坞?
姜文:我不会拒绝去好莱坞的机会。我认为在好莱坞拍电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你会有很大的观众群。同时我认为呆在中国和去好莱坞拍电影是没有矛盾的。不只是说,中国会越来越开放。很多电影公司都涌入中国,来这里拍电影。所以呆在一个地方拍两种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
星库:你认为中国接下来几年会有哪些变化?你怎样看待它的发展?
姜文: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国的发展是停滞的,因此过去20年的发展还不够。它还要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星库:你和张艺谋导演合作过很多次。你把你们的成功合作归结为哪些因素?
姜文:我们只合作过两次。第一部是他的电影《红高粱》。第二部电影《有话好好说》,是在九年之后。在我看来,两部电影都不错,尤其是《红高粱》。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中国电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星库:2002年的电影《寻枪》,也是你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姜文:是这样的。导演当初给我写了一封信。他那时还非常年轻,30岁。他想让我做这部电影的监制,信的内容非常感人。他说他找不到我所以给我写这封信。我当年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30岁。我发现一个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既找不到钱也找不到人,所以我非常同情他。我非常愿意帮助他。所以我带着他和他的剧本去找投资商。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拍好。我想帮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至少值得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