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慢的死亡也总是突然到来的，而泪水，总是延后才出现。接到说祖慈先生在3月30日去世的电话，愣住的我就是这样。
　　我和祖慈先生的相识，缘于诗歌。那是在1981年，我在读大学，给《安徽文学》投稿，通知我采用一首的签名就是刘祖慈先生。次年又用过两首。真正认识他，是1982年7月毕业，原本留校的我因为某种无法预测的险恶，被分配到望江县长岭区中学以后。那年代，被分配到区或者公社中学，基本是一辈子连县城都不可能调进的。持续大半年，祖慈先生每个月都给我写三四封信，安慰我，鼓励我。后来，他在信中说：以后我给你写信要少些了，因为发现你很坚韧，不会被击倒，我也放心了。他和严阵先生等人创办《诗歌报》时，也想到了我，只是因为承诺创办《诗歌报》不要编制，所以进人只能借用。我自然是无法让县教育局同意给我发工资却去《诗歌报》工作。也就在这一年，我去合肥拜见了祖慈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对他怀有的尊敬和亲切，在当时还是陌生的他，每月给对于他也是陌生的我写三四封信时，就在我心中产生了，直到现在、将来。
　　仅就此事，已足可见祖慈先生之人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前期和中期，祖慈先生的诗歌创作处于鼎盛期，在中国诗坛广有声誉。我在《一个种族的触角——刘祖慈诗歌简论》一文中，对祖慈先生的诗做过一个判断：
　　写出历史性的作品，是有“野心”的作家、诗人都期冀的。刘祖慈的诗一直持之以恒地关注的，却是他面对的现实，但他恰恰以此将历史变成了他的领域——
　　阅读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诗，就可以發现，那是他个人视角与个人解读的中国七十年代史、八十年代史，以及中国人的心灵史。
　　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刘祖慈先生的诗是一个种族的触角。
　　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教授在《我的诗歌记忆》中说过的一段话可以借来作为我这个判断的旁证：“刘祖慈先生写过一首叫《龙湾湖》，第一句话就震动了我，‘狂热之后是深沉，/深沉，不是死寂。/深沉下淀积着大地的隐痛，/深沉是说不清楚的滋味。’我觉得他说出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我们的感受，中国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有过狂热，狂热下面是深沉。深沉，不是死寂，不是失去希望的一个东西，而是大地的隐痛，深沉是说不清楚的滋味，这就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诗人顽强的意图，就是在普通的风景中去找自己的寄托，寄托出他对时代的看法。”是的，说出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我们”的感受，而且说出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中国，即，“狂热之后是深沉，/深沉，不是死寂。/深沉下淀积着大地的隐痛”的也是并且主要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中国。他1980年发表于《诗刊》11月号，后来获得全国1979—1980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与《龙湾湖》相比，更直接地切入现实，虽然因为对“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的发现的证明，以及对此“歌唱”的需要，在这首诗中诗的美学原则比《龙湾湖》后退，但这首诗的历史性极其鲜明，它表达的那个发现，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历史标志。庞德说的“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在刘祖慈这里得到了验证。
　　“历史性的作品”和“作品的历史性”，是两个看起来相似其实不同的概念。从上述可以看出，一直以现实为题材，关注现实的刘祖慈的诗，是以使诗获得历史性，而在无意中成为历史性的作品的。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诗获得的历史性是历史性内在于诗，与诗浑然一体。而拥有内在历史性的诗，成为历史性的作品或者具有历史性作品的性质，是自然并且几乎是必然的。
　　文学评论界以及学术界在论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中的诗歌时，都将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熊召正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么做》、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等等并列在一起，归纳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与对未来的‘呼唤’”这样一个类型，认为“反映出许多中国当代诗人身上的现实关怀精神、社会使命意识与‘政治参与情结’”。是的，它们有共同点。但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与其他几首有不同之处。当然，这个不同不是它们表面的批评与“歌唱”的不同，而是其他诗关注的亦即批评的是某一具体事情或现象，《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发现的却是关系到中国和中国人民未来的重要关键，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的东西。当它开始出现，大声疾呼地为它歌唱体现了歌唱者的历史敏锐性和历史性眼光。
　　看到刘祖慈诗歌拥有的这种历史性，就可以既看到刘祖慈的诗与其同时代诗人诗作的相似性，例如创作方法、现实关怀精神、社会使命意识与“政治参与情结”，同时也看到其区别，即拥有内在的历史性。
　　刘祖慈的另一类诗是以无时间性，没有或者不是必然地具有社会性的事物为对象，如大运河、茶、春天、花或某个湖等等。这些诗，似乎很难获得历史性，或者说它们具有历史性质。但文学作品的历史性是什么？是超越具体历史，即某时的那段历史，而成为所有的，包括将来发生的历史的历史。因此，历史性其实就是无时间。以无时间性获得对具体时间的超越，就有了历史性。那么，什么东西是无时间性的？《龙湾湖》中的那高度象征是，《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中那具体的手臂是。而无时间性的事物天然的是。——很显然，《龙湾湖》《夜雨过去了》等等其实属于无时间性，也没有或者不是必然地具有社会性的事物这一类。
　　但是，无时间性并不等于历史性，不能直接使诗获得历史性。无时间性必须被填充能够产生历史性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又是什么？是思想，是人性。而刘祖慈在和王久辛等诗人交谈时说过：“应该说，人性的东西就是永恒的主旋律。写诗的时候，不要顾虑太多，不要老是考虑迎合某种东西，要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否则就会被无情地湮没了。”近日在网上搜索刘祖慈的诗，看到白湖渔夫博客有发表于2010年5月的《关于诗歌要素的一次论战——回忆二十八年前的“巢湖诗会”》一文。文中说，1983年5月，巢湖地区文联在巢湖饭店召开了一次大型诗会，与会者多达六十余人。特邀与会代表中的诗人有那沙、公刘、雷霆（《诗刊》社副主编）、流沙河（《星星》诗刊主编）、刘祖慈、贺羡泉、白榕等。上午开幕式，下午即进入特邀代表学术报告。那沙、公刘首先发言，然后是四川蓝强作题为《一个被冷却了的诗题：诗缘情》的专题发言，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诗歌名作为例，来证明诗的第一要素是情。他的结论是诗缘情生，情是诗的根，情是诗的生命，所以，无情则无诗。“第二天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省著名诗人刘祖慈。他的发言题意（按：原文如此）是只说一个‘情’字是错误的！” 　　“只说一个‘情’字是错误的”当然不是否定情对于诗歌的必要性，而是认为情不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一位的自然是与情感相对而言的思想。我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比祖慈先生领悟得迟。
　　“诗缘情”这个中国古代诗歌的观点，在古代是对的，但在现代，它就不是绝对正确了。由古代的“诗缘情”得出在现代情仍然是诗的第一要素的结论，则完全错误。为什么完全错误，这儿不展开论述了。
　　思想（普遍意义上的思想，可以理解成人们通常所说的“领悟”）、人性是永恒的，非时间的，因此它们既可以被填充到有时间性的事物之中，也可以被填充到无时间性的对象之中。在理论上清醒明确，并且相当早地认识到这些的刘祖慈先生，其诗作或多或少地拥有内在的历史性，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附带说一下：上面使用“填充”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的。在诗的写作中，当然不能是真的填充，而是要融为一体并了无痕迹。在这方面，刘祖慈的诗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龙湾湖》，其表层结构完全是在寫龙湾湖，而每一句每一节乃至全诗，又完全不是在写龙湾湖或者任何湖，而是在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人类和人类的现在以及历史，以及未来。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是在写个体的人的存在与在。并且全诗意象饱满，意境冷峻深沉并且有因压抑而更强劲的张力，辐射的意味并不因诗的结束而结束。《夜雨过去了》等等当然也是如此。
　　总体上看，刘祖慈的诗传统性是比较重的，有些诗甚至是古典与现代相结合后的变体，但有《龙湾湖》这样一些诗作的刘祖慈，被新诗潮的批评家徐敬亚列入“新诗潮”也不无道理：“中年诗人蔡其矫、刘祖慈、孙静轩、雷抒雁、刘湛秋、顾工、公刘、李瑛等都程度不同地属于这股新诗潮中的涌浪。”（徐敬亚《崛起的诗群》）
　　综上所述，可以见出，刘祖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中国诗坛上一位具有自己独特性的诗人。
　　公认对中国新诗潮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其以后诗歌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中国现代诗形成与发展的《诗歌报》，其创办者有刘祖慈，就不令人奇怪了。可以说参与创办《诗歌报》，是诗人刘祖慈对中国诗歌的又一贡献。
　　祖慈先生，安息——我知道，从您辞世开始，“明日一早，山峰/将出现在我们中间/带来无尽的世事的遗忘”，但不会忘记的依然不会忘记，尤其是他以他一生的诗歌构成的对于这世界的一声断喝。
　　2021年4月1日
　　注：本文题目系刘祖慈先生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