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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个庞大的计算机工业展览会上，中国设计制造的长城牌微型计算机，以其优越的性能引起了轰动。美国商业周刊惊呼：“它是中国向美国计算机资本的第一次突然袭击”
酷似卓别林的小个子“流浪汉”头戴圆顶高帽，身着灯笼裤，迈着八字步，手里舞动的是一台个人电脑。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IBM公司推出的“个人电脑”电视广告的一组镜头。和过去那种独占一间机房，需要配装空调、专人看护的大型电脑相比，这个只有显示器、键盘、两个软磁盘驱动器和主机的“小个子”甚至可以装配游戏操纵杆，小孩子都可以用它玩“乒乓球”或者“太空争霸”。
1982年，这款IBM个人电脑卖出了25万台，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
当这一“20世纪最伟大的产品”叱咤市场时，中国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的钱乐军和张胜生以“研修生”的身份飞抵日本神户，落脚在日籍华侨林君民的一栋二层简易公寓。
怀揣着10万美元“巨款”，在1982年的早秋，他们的任务是开发中国的微机。
而两年后的1984年，就是中国微机产业的起始年。
“小分队”悄悄进驻日本
27年过去，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胜生坦言“我们没有想到那次走出国门，日后竟然会在中国上演了微机产业化发展这场大戏。”
当时，国内虽然也在引进、研制各种微型计算机，但是只有IBM的PC机才被看作是替代小型计算机的“个人电脑”。而此时，整个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连一台16位微型计算机样机都没有，钱、张二人临行前消化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所有技术资料，包括国外杂志上印有微型计算机的广告彩页。
“‘巴统’还没有撤销，我国要进口生产计算机所需的关键元器件，是受限制的。”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口中的这个“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是1949年由美国倡议秘密成立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
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时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领导的王之、廖幼鸣等人，决定派支队伍到日本去开发微型计算机。于是就有了钱张二人的日本之行。
“去了以后才发现，当地设备比所里还差，”张胜生回忆说，好在缺什么元器件市场上都能买到，一些加工都能外包委托。他们花了几百美元，买了一台微机样机，拆开来研究，迅速绘制了整套机器的逻辑图。
“当时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气魄，只要让我们看到东西，就能照葫芦画瓢。”80年代曾担任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计划处副处长的陈正清感慨道。
接下来就是昼夜赶工做电路板，钱乐军负责显示板、键盘和机箱的设计，张胜生负责主机板和软盘驱动板开发。困难出现了：钱乐军要在一块只有A4纸三分之二大小的显示板上集成80多块器件，密度极大，布线的工艺要求极高，线路稍有粘连，就会发生故障。
深度近视的钱乐军就拿着放大镜，趴在那块小板子上一遍遍地检查，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张胜生回忆说，最后钱乐军干脆拿把刀子来回趟，看着示波器屏、凭着手感，竟然排除了多处粘连故障。
在日本的一年“研修期”内，钱张二人月要到大阪中国领事馆“汇报”思想。虽然他们避免同当地日本人往来，但不久后，还是频频有日本警察找上门来询问。张胜生笑着回忆说，他们成天关在公寓里鼓捣各种各样的器件和线路，“日本警察可能就想看看这两个中国人到底在搞什么吧。”
到了1983年五六月份，所有的电路板都做出来了，工作进入紧张的调试阶段，六所增派黄国健赶来日本助阵。那段时间，在北京的王之及六所的领导三天一个长途电话打到日本，催问进度。到了9月，钱乐军三人终于带着自己做的5台样机回国了。这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PC兼容机。样机运到六所，一下就被所里的同事分配抢光。
钱乐军和张胜生带去的10万美元，最终剩了一多半。“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元的存款利息很高，我们还带回来20万日元的利息。”
汉字系统全面拿下
在张胜生的印象里，时任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总工程师的陈力为曾多次强调：“中国要关注IBM个人计算机，它将来一定能形成产业。”而在赴日本之前，时任六所副所长的俞正声对钱张二人明确指示：你们要办的事，不单是个科研项目，更是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微机产业。
于是，在派钱张二人出国的同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领导还下了几着棋：一是要求计算机服务公司组织学习，做好技术支持和软件维护的准备；二是要求738厂组织技术力量准备接产；三是俞正声亲自组织操作系统的汉化队伍和PC兼容机的应用软件开发队伍，全面面对微机产业化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但中文系统的开发遭遇困难。1983年2月，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召开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把生产IBM个人计算机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并计划在8月的全国计算机展中拿出第一台机器，但与会的1130多家院校、研究机构没有一家敢承担中文系统的开发工作，专家们认为让PC在5个月内具备汉字能力不大可能。
其实，操作系统汉化是“老大难”。
徐祖哲回忆说，最早，为了输入汉字引进了“整字大键盘”：2000多个汉字按拼音分区，一字一键，键盘面积如同一个大抽屉，需要哪个字，得先找到再“输入”。这还只是常用字，遇到次常用字，罕用字，就“翻页”到第二块、第三块键盘上找。
而此时，六所也有几个小组在分头进行汉化工作，用了各种思路，却进展不大。助理工程师严援朝慎重分析了DOS汉化问题，当他听说没人敢接中文系统时，讲出让大家震惊的话：“汉字系统有什么难?”
1983年3月，已经是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的俞正声找到严援朝，问他能否为国产计算机做个汉字系统，严援朝答应了。
等到9月，开发小组回国后，见到严援朝，只听他高兴地说：“汉字系统已全线拿下。”
六所同事对于这位“工农兵大学生”的评价是：聪明、刻苦、勤奋、思路奇巧、独特。原来，严援朝发现，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无非是解决汉字的键盘输入、显示器显示、打印机输出问题。而改造IBM PC机的三个基本调用程序就可解决这几个问题，“我们只要把汉字字库接进去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方案在5月通过，严援朝带着几名大学生昼夜奋战，干了两个多月。1983年8月，汉字终于可以“进出”原为英文设计的微机了。因为显示的行数少，局方又制定了加倍显示行数的方案。这台最初被命名为长城100、可以显示汉字的计算机在北京展览馆亮相，很多人过来打听并要求购买。
1983年10月，电子工业部给这台机器正式分配了序列号：0520B，计算机工业管理局主持了技术鉴定并安排738厂生产。已经调到计算机局微机二处任职的钱乐军，到厂里和技术人员、工人 奋战几个月，圆满实现了0520B的批量投产。
10月23日，严援朝代表计算机局带着0520样机去了日内瓦的“国际电信展”。这是长城0520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
做工资表曾是科研课题
新鲜出炉的国产长城0520可以使用汉字，这一性能在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但在当时却宝贝极了。“最早能卖到10万元一台。”徐祖哲回忆说。
就是这种价格仍供不应求，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始配备电脑，但对于计算机强大功能的认识，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有的单位购进计算机，用来做张工资表，都按科研课题申报。”徐祖哲笑道，也有一些计算机被购进后只能玩游戏，闲置不用。不少微机被转手，“倒爷”一台计算机净赚一万多元。
也有微机应用迅速成功的例子。80年代初，在石家庄，打电话还是要通过人工挂号台登记，等候话务员接通长途，半天甚至当天能接通，就算是幸运了。1984年的石家庄市，虽然每天仅有7000笔通话记录，但这些话务量都要由人工统计、做出收款单然后送交银行托收。话单摆满一桌，五六个人像玩扑克牌一样挑挑拣拣，再逐项抄录汇总。没有空调，不能开电扇，没多少技术含量，却累得腰酸背疼，还要天天加班。
时任电信局副总工程师的宁满昌提出用电传打字机输入数据，用电脑集中处理。到1984年6月底，程序设计完成，8台电传打字机连接到一台长城微机上，话务员们坐成一排，噼里啪啦把话单数据敲进电脑。最后，一天的账单，两小时就从连接到微机的电传机上嗒嗒地输出了。
当时，这个实用项目每天处理的数据量全国第一，创造了0520电脑的应用纪录。
“长城”驶向世界
1984年8月的《参考消息》上，有这样一条法新社发自美国洛杉矶的报道：“新华社派了22名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000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一年多后，1985年12月1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上刊登了一幅插图：一艘中国海船，乘风破浪，桅杆顶端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船头站着一台“长城”牌微机，挥动着“右手”。
这篇名为《中国“长城”参加个人计算机的竞争》的报道说，在当年11月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个庞大的计算机工业展览会上，中国设计制造的长城牌微型计算机，以其优越的性能引起了轰动。
这家周刊惊呼：“它是中国向美国计算机资本的第一次突然袭击。”
1986年元旦，《人民日报》四版头条以套红标题刊登一篇杂感：《驶向世界》，阐述“长城”微机远航美国的重大意义。
在0520B等基础上，当时的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王之率领的微机开发小分队成功研制了长城0520CH。这台机器在1985年6月的全国计算机技术应用展览会上面世，其汉字处理水平等项性能超过了当时包括IBM在内的国际知名品牌。
展览会开幕当天，长城微机的展台前人头攒动。第二天，观众继续增加。第三天，大庆油田的一个技术人员拿着一张支票买走了一台样机。第四天，海关总署前来订走了50台。
酷似卓别林的小个子“流浪汉”头戴圆顶高帽，身着灯笼裤，迈着八字步，手里舞动的是一台个人电脑。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IBM公司推出的“个人电脑”电视广告的一组镜头。和过去那种独占一间机房，需要配装空调、专人看护的大型电脑相比，这个只有显示器、键盘、两个软磁盘驱动器和主机的“小个子”甚至可以装配游戏操纵杆，小孩子都可以用它玩“乒乓球”或者“太空争霸”。
1982年，这款IBM个人电脑卖出了25万台，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
当这一“20世纪最伟大的产品”叱咤市场时，中国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的钱乐军和张胜生以“研修生”的身份飞抵日本神户，落脚在日籍华侨林君民的一栋二层简易公寓。
怀揣着10万美元“巨款”，在1982年的早秋，他们的任务是开发中国的微机。
而两年后的1984年，就是中国微机产业的起始年。
“小分队”悄悄进驻日本
27年过去，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胜生坦言“我们没有想到那次走出国门，日后竟然会在中国上演了微机产业化发展这场大戏。”
当时，国内虽然也在引进、研制各种微型计算机，但是只有IBM的PC机才被看作是替代小型计算机的“个人电脑”。而此时，整个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连一台16位微型计算机样机都没有，钱、张二人临行前消化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所有技术资料，包括国外杂志上印有微型计算机的广告彩页。
“‘巴统’还没有撤销，我国要进口生产计算机所需的关键元器件，是受限制的。”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口中的这个“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是1949年由美国倡议秘密成立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
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时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领导的王之、廖幼鸣等人，决定派支队伍到日本去开发微型计算机。于是就有了钱张二人的日本之行。
“去了以后才发现，当地设备比所里还差，”张胜生回忆说，好在缺什么元器件市场上都能买到，一些加工都能外包委托。他们花了几百美元，买了一台微机样机，拆开来研究，迅速绘制了整套机器的逻辑图。
“当时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气魄，只要让我们看到东西，就能照葫芦画瓢。”80年代曾担任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计划处副处长的陈正清感慨道。
接下来就是昼夜赶工做电路板，钱乐军负责显示板、键盘和机箱的设计，张胜生负责主机板和软盘驱动板开发。困难出现了：钱乐军要在一块只有A4纸三分之二大小的显示板上集成80多块器件，密度极大，布线的工艺要求极高，线路稍有粘连，就会发生故障。
深度近视的钱乐军就拿着放大镜，趴在那块小板子上一遍遍地检查，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张胜生回忆说，最后钱乐军干脆拿把刀子来回趟，看着示波器屏、凭着手感，竟然排除了多处粘连故障。
在日本的一年“研修期”内，钱张二人月要到大阪中国领事馆“汇报”思想。虽然他们避免同当地日本人往来，但不久后，还是频频有日本警察找上门来询问。张胜生笑着回忆说，他们成天关在公寓里鼓捣各种各样的器件和线路，“日本警察可能就想看看这两个中国人到底在搞什么吧。”
到了1983年五六月份，所有的电路板都做出来了，工作进入紧张的调试阶段，六所增派黄国健赶来日本助阵。那段时间，在北京的王之及六所的领导三天一个长途电话打到日本，催问进度。到了9月，钱乐军三人终于带着自己做的5台样机回国了。这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PC兼容机。样机运到六所，一下就被所里的同事分配抢光。
钱乐军和张胜生带去的10万美元，最终剩了一多半。“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元的存款利息很高，我们还带回来20万日元的利息。”
汉字系统全面拿下
在张胜生的印象里，时任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总工程师的陈力为曾多次强调：“中国要关注IBM个人计算机，它将来一定能形成产业。”而在赴日本之前，时任六所副所长的俞正声对钱张二人明确指示：你们要办的事，不单是个科研项目，更是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微机产业。
于是，在派钱张二人出国的同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领导还下了几着棋：一是要求计算机服务公司组织学习，做好技术支持和软件维护的准备；二是要求738厂组织技术力量准备接产；三是俞正声亲自组织操作系统的汉化队伍和PC兼容机的应用软件开发队伍，全面面对微机产业化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但中文系统的开发遭遇困难。1983年2月，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召开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把生产IBM个人计算机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并计划在8月的全国计算机展中拿出第一台机器，但与会的1130多家院校、研究机构没有一家敢承担中文系统的开发工作，专家们认为让PC在5个月内具备汉字能力不大可能。
其实，操作系统汉化是“老大难”。
徐祖哲回忆说，最早，为了输入汉字引进了“整字大键盘”：2000多个汉字按拼音分区，一字一键，键盘面积如同一个大抽屉，需要哪个字，得先找到再“输入”。这还只是常用字，遇到次常用字，罕用字，就“翻页”到第二块、第三块键盘上找。
而此时，六所也有几个小组在分头进行汉化工作，用了各种思路，却进展不大。助理工程师严援朝慎重分析了DOS汉化问题，当他听说没人敢接中文系统时，讲出让大家震惊的话：“汉字系统有什么难?”
1983年3月，已经是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的俞正声找到严援朝，问他能否为国产计算机做个汉字系统，严援朝答应了。
等到9月，开发小组回国后，见到严援朝，只听他高兴地说：“汉字系统已全线拿下。”
六所同事对于这位“工农兵大学生”的评价是：聪明、刻苦、勤奋、思路奇巧、独特。原来，严援朝发现，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无非是解决汉字的键盘输入、显示器显示、打印机输出问题。而改造IBM PC机的三个基本调用程序就可解决这几个问题，“我们只要把汉字字库接进去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方案在5月通过，严援朝带着几名大学生昼夜奋战，干了两个多月。1983年8月，汉字终于可以“进出”原为英文设计的微机了。因为显示的行数少，局方又制定了加倍显示行数的方案。这台最初被命名为长城100、可以显示汉字的计算机在北京展览馆亮相，很多人过来打听并要求购买。
1983年10月，电子工业部给这台机器正式分配了序列号：0520B，计算机工业管理局主持了技术鉴定并安排738厂生产。已经调到计算机局微机二处任职的钱乐军，到厂里和技术人员、工人 奋战几个月，圆满实现了0520B的批量投产。
10月23日，严援朝代表计算机局带着0520样机去了日内瓦的“国际电信展”。这是长城0520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
做工资表曾是科研课题
新鲜出炉的国产长城0520可以使用汉字，这一性能在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但在当时却宝贝极了。“最早能卖到10万元一台。”徐祖哲回忆说。
就是这种价格仍供不应求，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始配备电脑，但对于计算机强大功能的认识，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有的单位购进计算机，用来做张工资表，都按科研课题申报。”徐祖哲笑道，也有一些计算机被购进后只能玩游戏，闲置不用。不少微机被转手，“倒爷”一台计算机净赚一万多元。
也有微机应用迅速成功的例子。80年代初，在石家庄，打电话还是要通过人工挂号台登记，等候话务员接通长途，半天甚至当天能接通，就算是幸运了。1984年的石家庄市，虽然每天仅有7000笔通话记录，但这些话务量都要由人工统计、做出收款单然后送交银行托收。话单摆满一桌，五六个人像玩扑克牌一样挑挑拣拣，再逐项抄录汇总。没有空调，不能开电扇，没多少技术含量，却累得腰酸背疼，还要天天加班。
时任电信局副总工程师的宁满昌提出用电传打字机输入数据，用电脑集中处理。到1984年6月底，程序设计完成，8台电传打字机连接到一台长城微机上，话务员们坐成一排，噼里啪啦把话单数据敲进电脑。最后，一天的账单，两小时就从连接到微机的电传机上嗒嗒地输出了。
当时，这个实用项目每天处理的数据量全国第一，创造了0520电脑的应用纪录。
“长城”驶向世界
1984年8月的《参考消息》上，有这样一条法新社发自美国洛杉矶的报道：“新华社派了22名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000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一年多后，1985年12月1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上刊登了一幅插图：一艘中国海船，乘风破浪，桅杆顶端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船头站着一台“长城”牌微机，挥动着“右手”。
这篇名为《中国“长城”参加个人计算机的竞争》的报道说，在当年11月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个庞大的计算机工业展览会上，中国设计制造的长城牌微型计算机，以其优越的性能引起了轰动。
这家周刊惊呼：“它是中国向美国计算机资本的第一次突然袭击。”
1986年元旦，《人民日报》四版头条以套红标题刊登一篇杂感：《驶向世界》，阐述“长城”微机远航美国的重大意义。
在0520B等基础上，当时的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王之率领的微机开发小分队成功研制了长城0520CH。这台机器在1985年6月的全国计算机技术应用展览会上面世，其汉字处理水平等项性能超过了当时包括IBM在内的国际知名品牌。
展览会开幕当天，长城微机的展台前人头攒动。第二天，观众继续增加。第三天，大庆油田的一个技术人员拿着一张支票买走了一台样机。第四天，海关总署前来订走了5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