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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创意文学、经济学、公文英语、天文学、钢琴、芭蕾……这是上海一家名叫“天才宝贝”的早教(早期儿童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所针对的对象都是3至6岁的幼儿，它还有一个诱人的名字：EMBA(“E”在这里代表早期“Early”，而不是高管“Excutive”)。
上海“天才宝贝”是美国著名的早教机构SASTRACKIDS的加盟店，在上海有三家分中心，杭州和广州也各开有一家。
在这里任职的王老师负责“演讲的戏剧与艺术”一门课，她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天才宝贝的高昂学费决定了来这报名的家长都是高收入人群。完成“EMBA”系统课程需要两年时间，学费将近3万元，每周上一次课，一次两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学费将近300元。
无论口袋里有多少钱，无论曾经从事过什么工作，无论坐到过多么高的位置，对于企业家、CEO们来说，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永远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已同样，作为普通人也想了解一下富豪们的教子方式，他们到底提供给下一代什么样的成才环境?会不会在孩子童年时代就开始灌输生意经?教给孩子股票怎么炒?房地产怎么看?
投入多寡≠效果好坏
近期，《英才》杂志对100位“富爸爸”进行的“下一代教育问题调查”中显示：11．6％的家长选择将孩子送进贵族学校。76．7％选择重点学校，11．7％选择一般学校；27．9％的“富爸爸”同意投入越多，孩子的未来会越好的说法，一般认同的占44．1％，还有28％的家长不同意这种说法。70％的“富爸爸”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我不认为孩子一定要送去最好的学校才能成才，我的女儿一路走来都在台湾很普通的学校里读书，普通到女儿在台湾读小学时学费还不到一百元人民币。”多普达中国区总裁李绍唐在做客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时，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我自己出身贫穷，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过平凡的日子，不坐奔驰坐公交上下学，一天只给他15块零花钱。我希望他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学着独立，磨炼自己的意志，有一个坚定的人格。尽管我是一个企业家，一个职业经理人，教育孩子方面我同我的职员别无二致。”李绍唐说。
“我希望给子女一个非常平民化的教育，这对于他今后是非常有好处的。无论他要成为一个领导，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经理人，需要打交道的不仅仅是精英人群，将来他手下工作更多的是从平民家庭中走出来的人。”李绍唐说。
慧聪国际咨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则认为，“精英只有和精英在一起才会更精英。”他的女儿15岁时就被送去美国波士顿库什学校读书，这是一个精英国际学校，一半的学生是美国人，另一半是各国人，因为高昂的学费这个学校50年没有大陆的孩子过去读书。
“我就是想让她见到世界顶尖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郭凡生一直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企业家的下一代只有和国际精英的下一代在一起，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最优秀的人要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
《经济学家》杂志曾公布，全美最好的146所学校中有3／4的学生来自美国最富裕的1／4家庭。这意味着在一个精英学校里，遇到一个富裕子弟的几率是遇到穷孩子的25倍。
“我深知眼界对一个公司的影响。我最遗憾的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去国外多呆几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外呆过几年，今天的慧聪一定会更好。”郭凡生说。
职场精英在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上，不怕投入，更舍得投入，那么是不是投入越多，效果就越好呢?郭凡生很果断地认为，如果这里的投入仅指金钱，那么这种不包含精力和文化的投入就是无意义的。
“摆在商界精英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是，他们太忙，要做‘国际飞人’，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孩子。金钱之外，他们也想投入更多的精力，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著名电视制作人骆新道出了很多富豪的无奈。
“再忙我都会把时间留下来，礼拜五下午走，礼拜天晚上回来。”李绍唐坚持每两个礼拜回台湾去拥抱他的两个女儿。
中国家庭教育的三个问题
“一个人要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被别人所影响，包括不要被自己的爸爸影响。”李绍唐说，“要不要送小孩去国外读书，几岁开始教给他们经商之道，这些讨论都在其次，品德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些看似不难，参透本质并不容易。让孩子从小接受美国式的开放教育固然不错，但是这要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不管在哪，如果是一块玉，你可以把它琢成一块玉，而无所谓在欧洲或美国。”
李绍唐笑着说：“如果我的女儿从美国回来穿一个低胸T-shirt，调侃地来一句‘Hey，man’，我还不能接受。与其这样我不如让她一直留在国内接受正统的教育。”
接受中式还是西式教育，出国还是留在国内?郭凡生坦言他不会过多地干涉孩子的决定。“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量化的标准，唯有一点我希望她做什么都感受到幸福。”
“有事可以做，有梦可以追，有人可以爱。”这是李绍唐对幸福的理解，“父母需要灌输给孩子的是正确的国际观，不逼迫，不强求，知道自己所要的，对自己负责，父母只是帮你解决问题，给你建议的人。”
华师大教育科学院院长丁刚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家庭教育存在三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独立。中国的父母过多的关照孩子，使得孩子的独立性非常差。對儿童独立性的培养，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儿童自两三岁起便独居一室，父母临睡前到孩子房间里道一声晚安就走，孩子则抱着娃娃之类的玩具自己入睡。孩子稍有自理能力便要自己布置整理自己的房间。在美国，1岁多的孩子基本上都能自己吃饭，父母将孩子“绑”在椅子上，把食物放在小桌上，让孩子自己用小刀叉吃饭。在幼儿园，几个月大的孩子竟然要独自喝奶，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用刀叉吃饭。曾有一位中国人将自己8个月的孩子送到托儿所，由于孩子拿不到水瓶便终日不能喝水。这位朋友发现后十分伤心，很快领孩子离开了那所幼儿园。
第二，完整的价值观。中国的父母在儿童早期教育时只教给他们一个单一的价值观，当孩子走向社会，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元的价值观。比如恋爱，我们最初接受的教育是男女恋爱就是单纯地相爱，走上社会发现男女关系竟可以如此多元化，不是一定要相爱才会在一起，在一起的未必就相爱。与其这样不如一开始就告诉孩子们价值观可以是多元的，让他们学会自己去分辨，去判断。
第三，沟通。现在大学生的沟通能力、推销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因为再好的学校教给学生的也只是技能，而没有价值观。
富不过三代，贵可以过三代
即使再富有的家庭，都会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后代将会继承庞大资产，面对巨额的财富，他们需要有过人的财商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富豪家族要对抗一个永恒的话题：尽量减少“Black Sheep”(败家子)产生的可能性。
郭凡生有着很多企业家共同的担忧：“如果他没有本事，等你老了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看着你最喜欢的孩子把公司做没了，就好像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杀了。但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更悲惨的是你的孩子非常有能力，他非要做你这件破事，你把孩子都毁了。”
很多大的企业主正在逐渐达成这一共识：自己的下一代跟公司职员应该有同样竞争的能力，如果孩子有这个能力，他就可以接班，如果没有，那就由别人来取代。
郭凡生认为富不过三代，但贵可以过三代，家族的钱没有了，但是这个家族的身份和智力依然可以保留。富不过三代，但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传承是要流传很多代的，而要改变这个DNA是非常困难的。如若教子得当，使下一代有高的智慧和做人之道，那富贵便也会长久。
上海“天才宝贝”是美国著名的早教机构SASTRACKIDS的加盟店，在上海有三家分中心，杭州和广州也各开有一家。
在这里任职的王老师负责“演讲的戏剧与艺术”一门课，她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天才宝贝的高昂学费决定了来这报名的家长都是高收入人群。完成“EMBA”系统课程需要两年时间，学费将近3万元，每周上一次课，一次两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学费将近300元。
无论口袋里有多少钱，无论曾经从事过什么工作，无论坐到过多么高的位置，对于企业家、CEO们来说，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永远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已同样，作为普通人也想了解一下富豪们的教子方式，他们到底提供给下一代什么样的成才环境?会不会在孩子童年时代就开始灌输生意经?教给孩子股票怎么炒?房地产怎么看?
投入多寡≠效果好坏
近期，《英才》杂志对100位“富爸爸”进行的“下一代教育问题调查”中显示：11．6％的家长选择将孩子送进贵族学校。76．7％选择重点学校，11．7％选择一般学校；27．9％的“富爸爸”同意投入越多，孩子的未来会越好的说法，一般认同的占44．1％，还有28％的家长不同意这种说法。70％的“富爸爸”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我不认为孩子一定要送去最好的学校才能成才，我的女儿一路走来都在台湾很普通的学校里读书，普通到女儿在台湾读小学时学费还不到一百元人民币。”多普达中国区总裁李绍唐在做客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时，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我自己出身贫穷，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过平凡的日子，不坐奔驰坐公交上下学，一天只给他15块零花钱。我希望他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学着独立，磨炼自己的意志，有一个坚定的人格。尽管我是一个企业家，一个职业经理人，教育孩子方面我同我的职员别无二致。”李绍唐说。
“我希望给子女一个非常平民化的教育，这对于他今后是非常有好处的。无论他要成为一个领导，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经理人，需要打交道的不仅仅是精英人群，将来他手下工作更多的是从平民家庭中走出来的人。”李绍唐说。
慧聪国际咨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则认为，“精英只有和精英在一起才会更精英。”他的女儿15岁时就被送去美国波士顿库什学校读书，这是一个精英国际学校，一半的学生是美国人，另一半是各国人，因为高昂的学费这个学校50年没有大陆的孩子过去读书。
“我就是想让她见到世界顶尖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郭凡生一直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企业家的下一代只有和国际精英的下一代在一起，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最优秀的人要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
《经济学家》杂志曾公布，全美最好的146所学校中有3／4的学生来自美国最富裕的1／4家庭。这意味着在一个精英学校里，遇到一个富裕子弟的几率是遇到穷孩子的25倍。
“我深知眼界对一个公司的影响。我最遗憾的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去国外多呆几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外呆过几年，今天的慧聪一定会更好。”郭凡生说。
职场精英在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上，不怕投入，更舍得投入，那么是不是投入越多，效果就越好呢?郭凡生很果断地认为，如果这里的投入仅指金钱，那么这种不包含精力和文化的投入就是无意义的。
“摆在商界精英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是，他们太忙，要做‘国际飞人’，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孩子。金钱之外，他们也想投入更多的精力，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著名电视制作人骆新道出了很多富豪的无奈。
“再忙我都会把时间留下来，礼拜五下午走，礼拜天晚上回来。”李绍唐坚持每两个礼拜回台湾去拥抱他的两个女儿。
中国家庭教育的三个问题
“一个人要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被别人所影响，包括不要被自己的爸爸影响。”李绍唐说，“要不要送小孩去国外读书，几岁开始教给他们经商之道，这些讨论都在其次，品德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些看似不难，参透本质并不容易。让孩子从小接受美国式的开放教育固然不错，但是这要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不管在哪，如果是一块玉，你可以把它琢成一块玉，而无所谓在欧洲或美国。”
李绍唐笑着说：“如果我的女儿从美国回来穿一个低胸T-shirt，调侃地来一句‘Hey，man’，我还不能接受。与其这样我不如让她一直留在国内接受正统的教育。”
接受中式还是西式教育，出国还是留在国内?郭凡生坦言他不会过多地干涉孩子的决定。“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量化的标准，唯有一点我希望她做什么都感受到幸福。”
“有事可以做，有梦可以追，有人可以爱。”这是李绍唐对幸福的理解，“父母需要灌输给孩子的是正确的国际观，不逼迫，不强求，知道自己所要的，对自己负责，父母只是帮你解决问题，给你建议的人。”
华师大教育科学院院长丁刚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家庭教育存在三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独立。中国的父母过多的关照孩子，使得孩子的独立性非常差。對儿童独立性的培养，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儿童自两三岁起便独居一室，父母临睡前到孩子房间里道一声晚安就走，孩子则抱着娃娃之类的玩具自己入睡。孩子稍有自理能力便要自己布置整理自己的房间。在美国，1岁多的孩子基本上都能自己吃饭，父母将孩子“绑”在椅子上，把食物放在小桌上，让孩子自己用小刀叉吃饭。在幼儿园，几个月大的孩子竟然要独自喝奶，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用刀叉吃饭。曾有一位中国人将自己8个月的孩子送到托儿所，由于孩子拿不到水瓶便终日不能喝水。这位朋友发现后十分伤心，很快领孩子离开了那所幼儿园。
第二，完整的价值观。中国的父母在儿童早期教育时只教给他们一个单一的价值观，当孩子走向社会，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元的价值观。比如恋爱，我们最初接受的教育是男女恋爱就是单纯地相爱，走上社会发现男女关系竟可以如此多元化，不是一定要相爱才会在一起，在一起的未必就相爱。与其这样不如一开始就告诉孩子们价值观可以是多元的，让他们学会自己去分辨，去判断。
第三，沟通。现在大学生的沟通能力、推销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因为再好的学校教给学生的也只是技能，而没有价值观。
富不过三代，贵可以过三代
即使再富有的家庭，都会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后代将会继承庞大资产，面对巨额的财富，他们需要有过人的财商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富豪家族要对抗一个永恒的话题：尽量减少“Black Sheep”(败家子)产生的可能性。
郭凡生有着很多企业家共同的担忧：“如果他没有本事，等你老了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看着你最喜欢的孩子把公司做没了，就好像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杀了。但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更悲惨的是你的孩子非常有能力，他非要做你这件破事，你把孩子都毁了。”
很多大的企业主正在逐渐达成这一共识：自己的下一代跟公司职员应该有同样竞争的能力，如果孩子有这个能力，他就可以接班，如果没有，那就由别人来取代。
郭凡生认为富不过三代，但贵可以过三代，家族的钱没有了，但是这个家族的身份和智力依然可以保留。富不过三代，但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传承是要流传很多代的，而要改变这个DNA是非常困难的。如若教子得当，使下一代有高的智慧和做人之道，那富贵便也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