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练摊事件：9岁女孩遭遇城管执法
　　南京城管赵阳：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武汉城管革命：没能解决城管执法权限和身份合法性问题
　　学者唐钧评论：城市管理必须变“行政执法”为“服务”
　　这个夏天，躁动的热浪再度将“城管与摊贩矛盾”这个老问题推向高潮。
　　5月底，延安城管被举报在执法期间殴打一名青年，一名城管人员甚至用脚踩踏青年头部；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冲突中死亡；7月25日，北京男子陪9岁女儿街头“练摊”遭城管围殴；同日，北大毕业生小夏因用手机拍摄南京市南湖街道城管拆违，被强行拖上城管执法车； 8月3日，武汉小贩“诈死”抹黑城管……
　　城管部门自上世纪90年代陆续成立以来，城管执法人员与摊贩、市民的冲突从未间断。
　　今年，湖北武汉掀起一场“城管革命”，城管局“升格”为城管委，权力归并与下放，试图拆解这一困扰城市管理多年的难题。然而，应对“管贩”矛盾，并不是对城管执法人员严加管理就能解决的。如何在城市面貌与小贩生存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被称为“城管深喉”的南京市城管队员赵阳认为，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并提出立法明确小贩“摆摊权”、明确市长是城管第一责任人等“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
　　武汉今年3月起施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并在机制上做出探索创新，但因为城管执法权限和身份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仍未能在全国法律的层面得到解决而收效不如预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城管与生俱来存在三大缺陷：没有条条领导，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服务职责。要使中国的城管走出困境，必须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为“城市管理服务”，弥补上述“三无”缺陷，来个彻头彻尾的根本改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