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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馆工作中家长式的“一手遮天”或保姆式的“一手包办”已与时代不相宜，文章借鉴先民主后集中的管理模式，提出馆员发挥主导作用的最佳渠道，既为最大多数读者服务，又重视少数专业人群的需求。
关键词： 图书馆工作 民主与集中 馆员作用
在图书馆工作中，读者占据主体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指出：“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读者(用户)、文献(信息)和图书馆员(信息提供者)相交汇，这其中，读者(用户)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文献(信息)和图书馆员之存在，全都是为服务于读者(用户)。”为读者提供文献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这必须通过图书馆员的操作达到。从采购图书、分类引导到推荐阅读、信息反馈，等等，馆员在各道程序中都起着主导的作用。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图书馆的价值构成5%在馆舍设备，20%在文献资源，其余75%在馆员，可见图书馆员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小视的。
一、中国古代时期，“馆员”拥有无上的决定权。
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主要为官方所有，图书馆员就是政府官员。这些翰林院的编修们相当于文化部的官长，他们的使命是听命于皇帝，为国修史、为国藏书。此时，馆员的主导作用就显得非常强势，往往以社会教化功能为主考虑文献的存在价值，对现任政府有利的和歌功颂德的文献就会被留存，不利的就会被内库删除甚至销毁。在这样的情况下，馆员意志大于读者意志，馆员强势、专横，独断专行，读者的需求基本不作为文献采购、收藏的依据，看什么书都是由国家规定的，美其名曰“以书传道”，图书成为治国的利器。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六国的史书典籍都烧光，只留下秦人自己的；而各朝的经籍志、艺文志无不体现了当时朝廷上至君上下到文化官员“以书治世”、“以类明道”的政治识见。如唐代编纂了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宋时整理了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都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教科书。到了清代，政府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亦重视“整理典藏”的文治政策。乾隆皇帝下诏各省征书，成立专门的编修馆来编《四库全书》，以大学士纪昀为总编纂官，浩浩荡荡历经十年，终于编成这部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这次编纂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对清以前官府与民间公私藏书的一次总的收集、整理、检阅、删选。清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寓禁于征”，巧妙地将自己不待见的图书都清出，凡是有不利于大清帝国言论的文献都无一例外地遭到禁毁，凡有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被篡改，如当年民间收上的书中，《红楼梦》一书就有全本，后被下令篡改后四十回。虽然《四库全书》的编撰为保存中华典籍，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当江南三阁建成时，乾隆皇帝下诏允许一般士子可到阁抄阅，但毕竟士子们可看的只是中央提供的目录。
到了清朝后期，政府无能，国力亏损，国运萧条之中却不乏明智之人。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为天下士子导读，解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读书治学的入门问题。他选的那些书目，无不体现了他力挽狂澜、救亡图存的用心，他期望学子们从读书以明理，学以致用，成为经世济民的人才，改变国家的命运。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维新运动，倡导变法，变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编制译书目录，提倡建立近代图书馆。例如，康有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书目志》，以此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梁启超发表了《西书提要》及《西学书目表》，认为：国家要强，须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要自立，要以多译西书为功。
不论是以书治专制之国，还是以书行民主之风，在近代图书馆建立之前，主导着学子们思想、眼界的总是那寥寥几人，这几位“馆员”决定了哪些书可以被看，哪些书应该被看，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少有自由参与的权利，“馆员”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完全是“一手遮天”。
二、现代时期，馆员“埋头苦干”和“一味迎合”都不相宜。
今天的图书馆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图书馆不再“以书为本”，“以书为尊”，而是向“以人为本”转化，把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书传道，以书育人”虽然还是图书馆的宗旨，但是传什么样的道，育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因为不同于古代封建王朝，现在的中国是人民管理国家，社会追求和谐，政府和民众的需求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在大方向同一的基础上，读者的意志越来越多地被重视，馆员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如何更好地以书服务大众。
尽管图书馆员已经深谙服务导向性原则，但是，已经习惯于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模式的读者们，似乎还不“领情”。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收藏了哪些文献，他们就利用这些文献，只索要有限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和图书馆对话是无用的，无效的——没人会听自己的。这说明读者的主体意识没有觉醒，没有想过主动向图书馆提意见和建议，反映自己的需求。相对的，缺失了读者话语权，没有读者意见作为参考来源的馆员只得凭着自己的理解“埋头苦干”，继续为读者当家长，当保姆，为读者“一手包办”。
某些图书馆员表现得过度热情，盲目取悦读者。不管自己的图书馆是公共的、高校的还是专业性的，市场上流行什么畅销书，他们就会引进这些书，这种盲目性极大地浪费了图书馆的经费，削弱了图书馆的个性特色，使真正有需求的读者得不到满足，使真正被需要的书刊不能进馆，造成信息资源的引进和利用不对接，不平衡。
有收有放，张弛有度，才是图书馆的经营之道，立身之本，也是馆员行使主导作用的一大原则。如何既尊重读者的需求，又帮助读者选到经典的好书？如何发挥好图书馆员的主导作用，使图书馆事业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三、民主之后集中，首先为最大多数读者服务，同时重视少数专业人群的需求。
所有图书馆都高挂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口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者就是“上帝”，但是，应该明白的是，读者也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们的趣味是否特别小众？需求存不存在极端的利己性？价值观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这一切都需要馆员在汇集了读者的需求后，善于思考，仔细甄别，在尊重读者、维护读者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增强灵活性，提倡人性化，在把握大方向、大原则的前提下真正“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
高校图书馆更有其特殊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校图书馆担负着教育和信息服务两大基本职能，作为蕴藏知识的殿堂，它是提高师生文化素质和教育科研水平的重要场所。
对于图书馆在大学的地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给它下过定义，他认为图书馆是大学最重要的设备，图书馆与教师队伍、教学设备设施同为高等教育的“三大支柱”。
美国著名教育家卡特（Allan·M·Carter）在1966年写给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大学毕业生质量评估》报告中把图书馆比喻为大学的心脏，认为它与毕业大学生的质量紧密相关。
可见，在大学全程教学活动中，图书馆对师生起到的作用不但不能忽略，反而是重中之重。馆藏丰富当然是一个好的高校图书馆应该具有的基本前提，而馆员的素质、发挥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如果馆员能够科学地发挥主导作用，就能在向全校师生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育人的功能。我认为，有效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先民主征集意见，最大限度地搜罗汇集师生的需求信息。
图书馆员首先要进行相关的宣传活动，使师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其次，需采取积极的措施如针对相关议题开展座谈会、讨论会、知识沙龙等活动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师生有兴趣、愿意主动地参与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步骤中去。
关键词： 图书馆工作 民主与集中 馆员作用
在图书馆工作中，读者占据主体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指出：“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读者(用户)、文献(信息)和图书馆员(信息提供者)相交汇，这其中，读者(用户)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文献(信息)和图书馆员之存在，全都是为服务于读者(用户)。”为读者提供文献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这必须通过图书馆员的操作达到。从采购图书、分类引导到推荐阅读、信息反馈，等等，馆员在各道程序中都起着主导的作用。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图书馆的价值构成5%在馆舍设备，20%在文献资源，其余75%在馆员，可见图书馆员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小视的。
一、中国古代时期，“馆员”拥有无上的决定权。
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主要为官方所有，图书馆员就是政府官员。这些翰林院的编修们相当于文化部的官长，他们的使命是听命于皇帝，为国修史、为国藏书。此时，馆员的主导作用就显得非常强势，往往以社会教化功能为主考虑文献的存在价值，对现任政府有利的和歌功颂德的文献就会被留存，不利的就会被内库删除甚至销毁。在这样的情况下，馆员意志大于读者意志，馆员强势、专横，独断专行，读者的需求基本不作为文献采购、收藏的依据，看什么书都是由国家规定的，美其名曰“以书传道”，图书成为治国的利器。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六国的史书典籍都烧光，只留下秦人自己的；而各朝的经籍志、艺文志无不体现了当时朝廷上至君上下到文化官员“以书治世”、“以类明道”的政治识见。如唐代编纂了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宋时整理了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都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教科书。到了清代，政府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亦重视“整理典藏”的文治政策。乾隆皇帝下诏各省征书，成立专门的编修馆来编《四库全书》，以大学士纪昀为总编纂官，浩浩荡荡历经十年，终于编成这部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这次编纂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对清以前官府与民间公私藏书的一次总的收集、整理、检阅、删选。清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寓禁于征”，巧妙地将自己不待见的图书都清出，凡是有不利于大清帝国言论的文献都无一例外地遭到禁毁，凡有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被篡改，如当年民间收上的书中，《红楼梦》一书就有全本，后被下令篡改后四十回。虽然《四库全书》的编撰为保存中华典籍，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当江南三阁建成时，乾隆皇帝下诏允许一般士子可到阁抄阅，但毕竟士子们可看的只是中央提供的目录。
到了清朝后期，政府无能，国力亏损，国运萧条之中却不乏明智之人。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为天下士子导读，解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读书治学的入门问题。他选的那些书目，无不体现了他力挽狂澜、救亡图存的用心，他期望学子们从读书以明理，学以致用，成为经世济民的人才，改变国家的命运。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维新运动，倡导变法，变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编制译书目录，提倡建立近代图书馆。例如，康有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书目志》，以此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梁启超发表了《西书提要》及《西学书目表》，认为：国家要强，须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要自立，要以多译西书为功。
不论是以书治专制之国，还是以书行民主之风，在近代图书馆建立之前，主导着学子们思想、眼界的总是那寥寥几人，这几位“馆员”决定了哪些书可以被看，哪些书应该被看，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少有自由参与的权利，“馆员”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完全是“一手遮天”。
二、现代时期，馆员“埋头苦干”和“一味迎合”都不相宜。
今天的图书馆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图书馆不再“以书为本”，“以书为尊”，而是向“以人为本”转化，把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书传道，以书育人”虽然还是图书馆的宗旨，但是传什么样的道，育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因为不同于古代封建王朝，现在的中国是人民管理国家，社会追求和谐，政府和民众的需求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在大方向同一的基础上，读者的意志越来越多地被重视，馆员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如何更好地以书服务大众。
尽管图书馆员已经深谙服务导向性原则，但是，已经习惯于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模式的读者们，似乎还不“领情”。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收藏了哪些文献，他们就利用这些文献，只索要有限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和图书馆对话是无用的，无效的——没人会听自己的。这说明读者的主体意识没有觉醒，没有想过主动向图书馆提意见和建议，反映自己的需求。相对的，缺失了读者话语权，没有读者意见作为参考来源的馆员只得凭着自己的理解“埋头苦干”，继续为读者当家长，当保姆，为读者“一手包办”。
某些图书馆员表现得过度热情，盲目取悦读者。不管自己的图书馆是公共的、高校的还是专业性的，市场上流行什么畅销书，他们就会引进这些书，这种盲目性极大地浪费了图书馆的经费，削弱了图书馆的个性特色，使真正有需求的读者得不到满足，使真正被需要的书刊不能进馆，造成信息资源的引进和利用不对接，不平衡。
有收有放，张弛有度，才是图书馆的经营之道，立身之本，也是馆员行使主导作用的一大原则。如何既尊重读者的需求，又帮助读者选到经典的好书？如何发挥好图书馆员的主导作用，使图书馆事业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三、民主之后集中，首先为最大多数读者服务，同时重视少数专业人群的需求。
所有图书馆都高挂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口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者就是“上帝”，但是，应该明白的是，读者也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们的趣味是否特别小众？需求存不存在极端的利己性？价值观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这一切都需要馆员在汇集了读者的需求后，善于思考，仔细甄别，在尊重读者、维护读者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增强灵活性，提倡人性化，在把握大方向、大原则的前提下真正“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
高校图书馆更有其特殊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校图书馆担负着教育和信息服务两大基本职能，作为蕴藏知识的殿堂，它是提高师生文化素质和教育科研水平的重要场所。
对于图书馆在大学的地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给它下过定义，他认为图书馆是大学最重要的设备，图书馆与教师队伍、教学设备设施同为高等教育的“三大支柱”。
美国著名教育家卡特（Allan·M·Carter）在1966年写给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大学毕业生质量评估》报告中把图书馆比喻为大学的心脏，认为它与毕业大学生的质量紧密相关。
可见，在大学全程教学活动中，图书馆对师生起到的作用不但不能忽略，反而是重中之重。馆藏丰富当然是一个好的高校图书馆应该具有的基本前提，而馆员的素质、发挥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如果馆员能够科学地发挥主导作用，就能在向全校师生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育人的功能。我认为，有效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先民主征集意见，最大限度地搜罗汇集师生的需求信息。
图书馆员首先要进行相关的宣传活动，使师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其次，需采取积极的措施如针对相关议题开展座谈会、讨论会、知识沙龙等活动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师生有兴趣、愿意主动地参与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步骤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