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汪伪政权打交道的女性中，有两个人影响最大。她们一个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的富商家庭，父亲经营橡胶业，家里的钱多得像太平洋的沙子一样。此人从小喜欢阅读进步书籍，有浓厚的民主自由思想，15岁从当地的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为了提高子女的国文水平，其父亲甚至还从国内专门请老师为孩子上课。当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开展革命活动，小小年纪的她就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她又与所爱的人一起参加暗杀团，谋刺清廷高官。
　　另一个呢，家境也不错，父亲做过知县，但囿于中国传统观念，从小没有进过学堂，好在父亲还算开明，虽然没有送她上学，却鼓励她在操持家务之余识字读书，她因此擅长诗词，不过，也仅此而已。
　　行文至此，假若有人问你：这两位女性，谁最有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谁最在乎民族气节？估计你会回答：前一个。
　　然而，生活恰恰开了一个让人意料不到的玩笑。


　　第一个女性是陈璧君。还在20世纪20年代，她的丈夫汪精卫就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主持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互不服输，争权夺利。1927年七·一五政变之后，两人虽然表面上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依然暗暗较劲。1929年，国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佬们事先决定，会议代表由中央常委会圈定，汪系人员组成的“改组派”不干，他们以“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名义，与蒋系势力进行斗争，实际上是捞取政治资本。3月14日，在“改组派”策动下，南京市国民党党员代表会议召开，推举倾向“改组派”的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为会议主席。谷在开幕词中提出“反独裁、反圈定代表”后，闻讯而来的蒋系军校学生及CC分子冲进了会场，双方大打出手，以致多人受伤。1929年冬季，汪精卫操纵的改组派甚至计划举行暴动，将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的蒋介石等一干要员炸死。汪精卫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有陈璧君的影子。汪精卫其人虽然老奸巨猾，但办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而陈璧君则作风泼辣，做事果断，撞了南墙也不后悔。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难题，喜欢回家后与陈璧君探讨，而陈璧君也乐于为他出主意。时间一长，陈璧君变被动为主动，大事小事都爱插手。汉奸陈公博说过这样的话：“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来到会议厅门口合影，汪精卫、阎锡山、张学良、林森等人站在前排。照完相，正当大家准备返回会堂继续开会时，孙凤鸣从摄影记者中冒了出来，对准汪精卫呯呯就是三枪，汪精卫当时就倒在血泊里。孙凤鸣最初是想刺杀蒋介石的，蒋没来，就将枪指向汪了。陈璧君不知内幕，一直以为是蒋介石策划的，当面兴师问罪，对蒋更加怀恨在心。
　　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此时的陈璧君心思完全不在抗战上，而只是日里夜里做着“第一夫人”的梦。她先是怂恿汪精卫从越南河内逃往上海，后来又支持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干了大量丧权辱国的事情。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位女性是万冰如。万冰如的丈夫陶希圣最初是上了汪精卫的贼船的，还曾成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为了将已经落水的丈夫救出迷途，她毅然决定带着5个儿女从香港来到上海，以方便丈夫尋找借口搬出汪公馆。1939年12月26日，也就是万冰如来到上海13天后，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和平谈判”基本结束，双方约定12月30日签字。26日晚，陶希圣回到家里，万冰如严厉警告他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结果，一向敬重夫人的陶希圣称病不起，打电话给汪公馆告假，躲过了签字仪式。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万墨林的周密安排下，陶希圣逃离上海，并于1月5日抵达香港。陶希圣在船上发一电报向万冰如报平安。万冰如随即按照约定，将陶希圣写给汪精卫、周佛海的信寄了出去。后来经过一番波折，一家人分两批安全地离开上海。万冰如全家抵达香港后，1月22日，在高宗武、陶希圣的运作下，《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附件，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函》在香港大公报和国内的报刊公开见报，将汪伪的无耻一一揭露了出来。接着，陶希圣、高宗武又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
　　同样是女人，一样是面对铸成大错的丈夫，陈璧君与万冰如的选择迥然相异，正是因为这种选择，她们一个作为汉奸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个作为爱国者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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