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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先民一直都在思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儒家主张的“仁民爱物”与“民胞物与”指引着人们遵从本心，将仁爱贯注于天地万物之中;道家主张的无为洒脱与飘逸豁达，使人与自然的感情相互交融。可见，在中国文化中，不论儒家、道家，还是哲学、文学和艺术，都提倡融入自然，崇尚自然，热爱山水;都把天地自然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已。
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关爱与亲近，把大自然看作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和共鸣的有情宇宙，看作乐山乐水与道德情操的完美结合，看作一种高尚的精神洗礼。“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绿水青山，苍松翠柏，摩崖荟萃，云雾缭绕，笛声悠悠，琴声瑟瑟，松振滔滔，水声潺潺，这样的自然景观何其美哉！人的情感与自然美景交融碰撞，山水草木、河流湖泊也随之灵动起来，一幅幅优美怡人的画卷徐徐铺展开来。这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表现在仁者智者的山水之乐上，二是表现在对自然万物的崇拜上，三是表现在建筑中对大自然的应和上，四是表现在诗词歌赋对自然之美的咏颂上。
我们先说仁者智者的山水之乐。
仁者就是有道德的人，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笔者从历史中撷取几个人物片段，看看古人是怎样徜徉寄情于山水之乐的。《论语·雍也》中最早记载了仁者智者乐山乐水的思想。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知”，同“智”，意思是说，智慧的人喜爱水，仁义的人喜爱山;智慧的人懂得变通，仁义的人心境平和;智慧的人快乐，仁义的人长寿。孔子把培养仁者智者“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与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孔子的生活观。
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几个学生说，你们都谈谈各自的理想吧。子路第一个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国的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人们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孔子听了，只是微微一笑。冉求第二个说：国土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百姓饱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公西赤第三个说：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对以上三个学生的回答不置可否，这时候，他很想听一听另一个学生的志向，这个学生就是曾子的父亲曾点，也叫曾皙。孔子问：“曾点，你的志向是什么呢？”曾点回答说：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不一样。我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说，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听后说：“我赞成曾点的想法。”也就是说，我和曾点的志向是一样的！孔子这种乐山乐水的情怀，正是一种把大自然作为同伴朋友的体现。孔子极其推崇自然，并设身处地融入大自然中。儒家生态伦理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融共生;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密不可分。我们谁不希望生活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融入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在有清新空气、清澈溪水、繁盛花木、珍奇鸟兽的美好世界里呢？
《庄子·知北游》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看见山水林木，看到丘陵土地，我感到非常快乐！可见庄子也有一颗热爱自然的林泉之心。庄子的山林逸趣跟孔子所欣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山水之乐不同。我们在孔子所赞赏的暮春图中，看见的不仅仅是一群人，而是分别有着“冠者”与“童子”不同称谓的人，他们虽有长幼尊卑，却相亲相爱，共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充满亲情的暮春图实际上描绘了孔子“尽善尽美”的理想图景，象征着富有伦理秩序的美好和谐社会。而庄子的山林之乐是在淡泊于世的超然中展开的，偏于意境，又超越意境，是目击道存、物我两忘，与天地万物合一的“逍遥游”。
再如庄子所描绘的咸池之乐，犹如乐曲的三个乐章，在顺应自然的变化与和谐中展开，在盛与衰、短与长、柔与刚、清与浊、阴与阳、卒与始、死与生中充分体现了音乐变化的魅力。听众在聆听中，即可获得快乐的体验。这种顺应自然、寓变化于和谐中的境界，在《庄子》中随处可见。而庄子却未对这美妙的咸池之乐进行逐字逐句的鉴赏，他认为欣赏“林乐而无形”“幽昏而无声”，最终呈现为“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的浑沌气象，一并化入“大音希声”的山林乐境中。乐曲的终段，呈现为“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天乐境界。庄子的“天乐”融合了天、地、人，因此当人与天相和谐而感到快乐时，天地万物也都感染了人的无限乐趣，这不正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吗？
除了美妙的咸池之乐，这种把自身融入天地万物中，在“人情化”的大自然中感受山林至乐的体验，还体现在庄子“与物为春”的陶然意趣中。《庄子·德充符》中说：“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这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就是说，人要保持心灵的平和安适，通畅而不失怡悦，要使自己的心境日夜不停地跟随万物，融汇在大自然春天生发的气息里，这样便会接触万物而萌生顺应自然四时的情感，这就叫才智完备。这种以物我和谐为导向的快乐，归根结底是一种外感于物的心灵体验。人作为感受主体而移情于自然万物，从而产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快乐。“与物为春”揭示了人與自然万物之间和谐共融的关系。
魏晋以降，中国先贤将欣赏大自然乐山乐水的山林志趣转化为一种自觉、普遍的精神生活方式，转化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山水文化和审美情趣。如果说庄子的“游”是“以物为春”的“逍遥游”，远离了尘世的喧嚣，精神可上天入地，自由畅达，那么南朝人宗炳的“卧游”则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艺术化、生活化，创造出一种融自然山水与生命精神于一体的诗性生活。宗炳是南朝著名书画家，是中国山水画理论的奠基人，他所作的《画山水序》是魏晋时期第一篇山水画论。宗炳一生寄情于林壑烟雨之中，安于隐逸遁世的生活。《宋书·宗炳传》里记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宗炳喜好游观山水，不论远近，他都要前往。晚年因病居江陵，不能再涉足山水，因而常慨叹不已。于是，他将平生所游之地用笔画出，挂之于室内墙上，虽足不出户，也似置身于山水之间，时而抚琴弹奏一曲，兴趣盎然，不减当年，这便是宗炳“卧游”的初衷。 闲暇之时，摒除一切杂念，饮酒弹琴，铺展画卷，兀自欣赏，仔细品鉴四方山水，画面上所描绘的幽远意境，使其仿佛置身于纯洁寂静的山林之中，体验独特的山林之乐。可见，宗炳的“卧游”也是一种神游，通过艺术创造，自然之山水升华为艺术之山水，又通过精神的畅达神游，艺术之山水仿佛又转变成自然之山水。
魏晋文士喜欢山水，崇尚亲近自然。他们追求自由，钟情隐逸，投身自然，散怀山水，深情痴物。这些特征，一言以蔽之，可用“魏晋风流”来概括。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早年研习儒学经典，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后受老庄思想影响，41岁时辞官归里，隐居田园。陶渊明在64岁时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其中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从此，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这篇短文充分描绘了陶渊明的艺术人生。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就是说，他读书重在“会意”，着文重在“自娱”，并无功利目的。他的洒脱人格和艺术人生，可以用“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字来概括。正如陶渊明在《游斜川序》中所说：“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写出了万物欣然自得的感觉，这正是陶渊明所憧憬的冥忘物我、“鱼跃鸢飞”的山水之乐。
魏晋文士对自然山水的热爱，还体现在对自然之物的“痴”上。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痴”迷于竹，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徽之曾经暂借别人的房子住，刚一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命人种竹。有人问他：“暂住何烦尔？”王徽之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可见，自然山水已经成为当时文士们情志身心的滋养物，山水之乐也成为其共同追慕的生活方式。人们在山水中寻求人生理想，从山水之乐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升华。
隋唐时期，人们的心灵与自然密和无间，对自然的观察与沉思饱含浪漫的诗意。怀着“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的纯朴心愿，以一股青春热情抒发出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借山水之乐来荡涤胸中的积郁，因仕途失意而独得山水之美，发现并欣赏山水之美成为柳宗元贬官之后的重要精神生活。通过《永州八记》，我们知道他陶醉在美景之中，从内心深处发出“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即自己与天地万物化合同一的感慨。在《小石潭记》里，他以轻松闲适的笔触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写出了游鱼在与人分享此时的快乐，以及人、游鱼、潭水相互和谐的画面。
再如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写道：庐山景色的美让自己“恋恋不能去”。草堂装修简单，亦无所贪求，内在精神的充实弱化了对外在物欲的追求，最后发出“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的感慨，表达出对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安享山林之乐的向往。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宋人完全继承了唐人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以审美之心去看待自然，同时又将人的道德情操、思想感情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人的身心、精神和心灵因此得到升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宋代的山水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度。
北宋真宗朝种放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典型事例。当时种放隐居于终南山，咸平六年（1003），宋真宗派人前往慰问，并将其居住的地方绘成图画，即所谓《种放山居图》。真宗特下诏书，请大臣们到龙图阁一同观赏。随后又派人催促种放入朝觐见，种放以生病为由没有应召。值得注意的是，《宋会要辑稿》虽然将此事编入《崇儒》中，但其叙述却是“放别业在终南山，……林泉之景颇为幽胜，时帝遣使携画工图之而观焉”。看来“林泉之景颇为幽胜”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无论其背后包含了怎样复杂的因素，自然山水都是当时人们心向往之的。
大文豪苏轼也时常称颂山水之美。他晚年被贬谪到惠州，只能暂时寄居在嘉祐寺的松风亭，刚刚适应了环境，第二年不得已又要搬至合江楼。这里更加空旷萧瑟，苏轼却不以为忧，说“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峤南岭北，亦何以异此！”在苏轼看来，幽深窈窕是一种美，开阔空旷也是一种美，正因为自然美的本质是相通的，所以表现出的具体形态都是美的。如燕瘦环肥，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一样，苏轼对自然美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
有关朱熹的一则故事更值得思考。南宋人赵季仁说：“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這段文字中关于朱熹制作模型地图的说法，虽与朱熹本人的文集和语录中所载的事实有出入，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宋代山水文化之发达，它已逐渐向探索自然地理的方向发展。
禅宗也追求一种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山水之境，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又是所讴歌的审美境界。很多禅门高僧悟道之后，整日流连忘情于自然山水之间。北宋道原所著《景德传灯录》中就述及这样一则公案，说“老僧”三十年来在参禅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回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者经过观照山水、探究山水以得其实质，最终与山水合一，内心了然无碍。在观照的过程中使参悟者体察到细微、宁静、幽远的喜悦之情。因与山水相伴，显得特别纯净。可见对于禅者来说，山河大地、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无不是自性之体现，在这一层面上，禅宗与山水相通了，山水之乐是浑然不觉的忘言绝虑的状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境界，如莺飞于天，鱼跃于渊。
明代文人爱山成癖，视山水如“朋友”“粉黛”“美丈夫”，将山水作为知己，认为山水能够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在自然山水中洗涤心灵的烦忧与尘埃，从而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明代的袁中道就把太和山比喻为一美丈夫。他在《游太和记》一文中说：“大约太和山，一美丈夫也。”他以山喻人，由人见山，以山之美为人之美，由人之美见山之美，从中体会出自然美的人文本质。
徐霞客是明代末年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虽出身书香门第，却无意诵读经书，不热衷于功名利禄。徐霞客自幼喜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从而产生旅游和考察中国名山大川的“五岳之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崇祯八年（1635），是他旅游考察的前期。这一时期，他偏重于“问奇访胜”，攀天台石梁，登黄山顶峰，探武夷九曲，寻雁荡龙秋，游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北游京东盘山，南访广东罗浮。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是他旅游考察的后期。后期出游的主要目的不再是“问奇访胜”，而是“寻源探脉”，更多注意对山川河流、地貌特征、气象气候、岩石土质、火山温泉、动植物分布等进行系统考察与科学探索。最终完成了“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旅行无碍”的壮游计划，写成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徐霞客的山水情怀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关爱与亲近，把大自然看作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和共鸣的有情宇宙，看作乐山乐水与道德情操的完美结合，看作一种高尚的精神洗礼。“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绿水青山，苍松翠柏，摩崖荟萃，云雾缭绕，笛声悠悠，琴声瑟瑟，松振滔滔，水声潺潺，这样的自然景观何其美哉！人的情感与自然美景交融碰撞，山水草木、河流湖泊也随之灵动起来，一幅幅优美怡人的画卷徐徐铺展开来。这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表现在仁者智者的山水之乐上，二是表现在对自然万物的崇拜上，三是表现在建筑中对大自然的应和上，四是表现在诗词歌赋对自然之美的咏颂上。
我们先说仁者智者的山水之乐。
仁者就是有道德的人，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笔者从历史中撷取几个人物片段，看看古人是怎样徜徉寄情于山水之乐的。《论语·雍也》中最早记载了仁者智者乐山乐水的思想。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知”，同“智”，意思是说，智慧的人喜爱水，仁义的人喜爱山;智慧的人懂得变通，仁义的人心境平和;智慧的人快乐，仁义的人长寿。孔子把培养仁者智者“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与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孔子的生活观。
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几个学生说，你们都谈谈各自的理想吧。子路第一个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国的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人们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孔子听了，只是微微一笑。冉求第二个说：国土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百姓饱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公西赤第三个说：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对以上三个学生的回答不置可否，这时候，他很想听一听另一个学生的志向，这个学生就是曾子的父亲曾点，也叫曾皙。孔子问：“曾点，你的志向是什么呢？”曾点回答说：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不一样。我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说，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听后说：“我赞成曾点的想法。”也就是说，我和曾点的志向是一样的！孔子这种乐山乐水的情怀，正是一种把大自然作为同伴朋友的体现。孔子极其推崇自然，并设身处地融入大自然中。儒家生态伦理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融共生;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密不可分。我们谁不希望生活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融入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在有清新空气、清澈溪水、繁盛花木、珍奇鸟兽的美好世界里呢？
《庄子·知北游》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看见山水林木，看到丘陵土地，我感到非常快乐！可见庄子也有一颗热爱自然的林泉之心。庄子的山林逸趣跟孔子所欣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山水之乐不同。我们在孔子所赞赏的暮春图中，看见的不仅仅是一群人，而是分别有着“冠者”与“童子”不同称谓的人，他们虽有长幼尊卑，却相亲相爱，共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充满亲情的暮春图实际上描绘了孔子“尽善尽美”的理想图景，象征着富有伦理秩序的美好和谐社会。而庄子的山林之乐是在淡泊于世的超然中展开的，偏于意境，又超越意境，是目击道存、物我两忘，与天地万物合一的“逍遥游”。
再如庄子所描绘的咸池之乐，犹如乐曲的三个乐章，在顺应自然的变化与和谐中展开，在盛与衰、短与长、柔与刚、清与浊、阴与阳、卒与始、死与生中充分体现了音乐变化的魅力。听众在聆听中，即可获得快乐的体验。这种顺应自然、寓变化于和谐中的境界，在《庄子》中随处可见。而庄子却未对这美妙的咸池之乐进行逐字逐句的鉴赏，他认为欣赏“林乐而无形”“幽昏而无声”，最终呈现为“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的浑沌气象，一并化入“大音希声”的山林乐境中。乐曲的终段，呈现为“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天乐境界。庄子的“天乐”融合了天、地、人，因此当人与天相和谐而感到快乐时，天地万物也都感染了人的无限乐趣，这不正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吗？
除了美妙的咸池之乐，这种把自身融入天地万物中，在“人情化”的大自然中感受山林至乐的体验，还体现在庄子“与物为春”的陶然意趣中。《庄子·德充符》中说：“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这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就是说，人要保持心灵的平和安适，通畅而不失怡悦，要使自己的心境日夜不停地跟随万物，融汇在大自然春天生发的气息里，这样便会接触万物而萌生顺应自然四时的情感，这就叫才智完备。这种以物我和谐为导向的快乐，归根结底是一种外感于物的心灵体验。人作为感受主体而移情于自然万物，从而产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快乐。“与物为春”揭示了人與自然万物之间和谐共融的关系。
魏晋以降，中国先贤将欣赏大自然乐山乐水的山林志趣转化为一种自觉、普遍的精神生活方式，转化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山水文化和审美情趣。如果说庄子的“游”是“以物为春”的“逍遥游”，远离了尘世的喧嚣，精神可上天入地，自由畅达，那么南朝人宗炳的“卧游”则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艺术化、生活化，创造出一种融自然山水与生命精神于一体的诗性生活。宗炳是南朝著名书画家，是中国山水画理论的奠基人，他所作的《画山水序》是魏晋时期第一篇山水画论。宗炳一生寄情于林壑烟雨之中，安于隐逸遁世的生活。《宋书·宗炳传》里记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宗炳喜好游观山水，不论远近，他都要前往。晚年因病居江陵，不能再涉足山水，因而常慨叹不已。于是，他将平生所游之地用笔画出，挂之于室内墙上，虽足不出户，也似置身于山水之间，时而抚琴弹奏一曲，兴趣盎然，不减当年，这便是宗炳“卧游”的初衷。 闲暇之时，摒除一切杂念，饮酒弹琴，铺展画卷，兀自欣赏，仔细品鉴四方山水，画面上所描绘的幽远意境，使其仿佛置身于纯洁寂静的山林之中，体验独特的山林之乐。可见，宗炳的“卧游”也是一种神游，通过艺术创造，自然之山水升华为艺术之山水，又通过精神的畅达神游，艺术之山水仿佛又转变成自然之山水。
魏晋文士喜欢山水，崇尚亲近自然。他们追求自由，钟情隐逸，投身自然，散怀山水，深情痴物。这些特征，一言以蔽之，可用“魏晋风流”来概括。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早年研习儒学经典，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后受老庄思想影响，41岁时辞官归里，隐居田园。陶渊明在64岁时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其中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从此，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这篇短文充分描绘了陶渊明的艺术人生。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就是说，他读书重在“会意”，着文重在“自娱”，并无功利目的。他的洒脱人格和艺术人生，可以用“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字来概括。正如陶渊明在《游斜川序》中所说：“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写出了万物欣然自得的感觉，这正是陶渊明所憧憬的冥忘物我、“鱼跃鸢飞”的山水之乐。
魏晋文士对自然山水的热爱，还体现在对自然之物的“痴”上。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痴”迷于竹，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徽之曾经暂借别人的房子住，刚一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命人种竹。有人问他：“暂住何烦尔？”王徽之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可见，自然山水已经成为当时文士们情志身心的滋养物，山水之乐也成为其共同追慕的生活方式。人们在山水中寻求人生理想，从山水之乐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升华。
隋唐时期，人们的心灵与自然密和无间，对自然的观察与沉思饱含浪漫的诗意。怀着“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的纯朴心愿，以一股青春热情抒发出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借山水之乐来荡涤胸中的积郁，因仕途失意而独得山水之美，发现并欣赏山水之美成为柳宗元贬官之后的重要精神生活。通过《永州八记》，我们知道他陶醉在美景之中，从内心深处发出“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即自己与天地万物化合同一的感慨。在《小石潭记》里，他以轻松闲适的笔触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写出了游鱼在与人分享此时的快乐，以及人、游鱼、潭水相互和谐的画面。
再如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写道：庐山景色的美让自己“恋恋不能去”。草堂装修简单，亦无所贪求，内在精神的充实弱化了对外在物欲的追求，最后发出“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的感慨，表达出对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安享山林之乐的向往。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宋人完全继承了唐人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以审美之心去看待自然，同时又将人的道德情操、思想感情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人的身心、精神和心灵因此得到升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宋代的山水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度。
北宋真宗朝种放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典型事例。当时种放隐居于终南山，咸平六年（1003），宋真宗派人前往慰问，并将其居住的地方绘成图画，即所谓《种放山居图》。真宗特下诏书，请大臣们到龙图阁一同观赏。随后又派人催促种放入朝觐见，种放以生病为由没有应召。值得注意的是，《宋会要辑稿》虽然将此事编入《崇儒》中，但其叙述却是“放别业在终南山，……林泉之景颇为幽胜，时帝遣使携画工图之而观焉”。看来“林泉之景颇为幽胜”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无论其背后包含了怎样复杂的因素，自然山水都是当时人们心向往之的。
大文豪苏轼也时常称颂山水之美。他晚年被贬谪到惠州，只能暂时寄居在嘉祐寺的松风亭，刚刚适应了环境，第二年不得已又要搬至合江楼。这里更加空旷萧瑟，苏轼却不以为忧，说“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峤南岭北，亦何以异此！”在苏轼看来，幽深窈窕是一种美，开阔空旷也是一种美，正因为自然美的本质是相通的，所以表现出的具体形态都是美的。如燕瘦环肥，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一样，苏轼对自然美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
有关朱熹的一则故事更值得思考。南宋人赵季仁说：“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這段文字中关于朱熹制作模型地图的说法，虽与朱熹本人的文集和语录中所载的事实有出入，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宋代山水文化之发达，它已逐渐向探索自然地理的方向发展。
禅宗也追求一种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山水之境，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又是所讴歌的审美境界。很多禅门高僧悟道之后，整日流连忘情于自然山水之间。北宋道原所著《景德传灯录》中就述及这样一则公案，说“老僧”三十年来在参禅过程中经历的三个阶段：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回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者经过观照山水、探究山水以得其实质，最终与山水合一，内心了然无碍。在观照的过程中使参悟者体察到细微、宁静、幽远的喜悦之情。因与山水相伴，显得特别纯净。可见对于禅者来说，山河大地、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无不是自性之体现，在这一层面上，禅宗与山水相通了，山水之乐是浑然不觉的忘言绝虑的状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境界，如莺飞于天，鱼跃于渊。
明代文人爱山成癖，视山水如“朋友”“粉黛”“美丈夫”，将山水作为知己，认为山水能够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在自然山水中洗涤心灵的烦忧与尘埃，从而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明代的袁中道就把太和山比喻为一美丈夫。他在《游太和记》一文中说：“大约太和山，一美丈夫也。”他以山喻人，由人见山，以山之美为人之美，由人之美见山之美，从中体会出自然美的人文本质。
徐霞客是明代末年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虽出身书香门第，却无意诵读经书，不热衷于功名利禄。徐霞客自幼喜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从而产生旅游和考察中国名山大川的“五岳之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崇祯八年（1635），是他旅游考察的前期。这一时期，他偏重于“问奇访胜”，攀天台石梁，登黄山顶峰，探武夷九曲，寻雁荡龙秋，游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北游京东盘山，南访广东罗浮。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是他旅游考察的后期。后期出游的主要目的不再是“问奇访胜”，而是“寻源探脉”，更多注意对山川河流、地貌特征、气象气候、岩石土质、火山温泉、动植物分布等进行系统考察与科学探索。最终完成了“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旅行无碍”的壮游计划，写成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徐霞客的山水情怀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