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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传统的表达，以叙事述其源流，以仪式显其信仰。七夕叙事迄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总其类型，大略有两种：一是民间幻想的仙妻叙事，一是文人理想的爱情叙事。
民间的想象与文人的浪漫
仙妻叙事较为丰满，侧重现实矛盾的幻想性达成，侧重救弱自立的朴素价值。就其叙事结构而言，主要基于两个故事的复合：兄弟分家故事和羽毛衣女故事。两大故事都构成了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前者以善良穷困、年幼而孤的牛郎为叙事对象，后者以美丽神秘、下凡而尊的羽毛衣女为叙事对象。经过巧妙的故事复合，牛郎与仙女，演变成仙妻叙事的核心对象，经汉代天人思想的渲染，故事逐渐传说化，与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家庭结构关联，与中国古老的天文经验与想象结合，将牛郎定格为善良村夫，仙女定格为贤能织女，叙事主题发展为中国传统社会嘉勉贫穷善良者可获良缘的美好祝愿。这份祝愿，既是无缘家庭温暖的牛郎们的自我慰藉，也是中国社会平衡现实矛盾的叙事策略，更是中国家庭价值观的生动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夕的仙妻叙事，成为七夕节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主体。
爱情叙事较为浪漫，侧重诗情画意的心理感悟，侧重永恒真挚的爱情理想。就其叙事体裁而言，多为诗词歌赋，其传统开源可上溯至《诗经·小雅·大东》：
雏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诗中较明确地将织女与牵牛关联起来，情意虽然含蓄，内在的思念之义却隐隐可见。此后，汉代《古诗十九首》承其叙事格调，已有浓郁的相思别念之情了：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你看，那辛勤纺织的美丽女子，为相思，竟然终日莫成，悲戚哀怨的泪水呀，零零落落犹如雨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天喻人，深情相恋的情侣却为一水所隔，其形其情，实在难以言语了。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牛郎织女》对七夕叙事传统的牛郎织女恋情表示质疑：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诗人以实证的观察方式，反问天河两岸的牵牛织女，多少年来，又有谁见过他们七夕节的相逢与缠绵?爱情叙事到了宋人秦观笔下的《鹊桥仙》时，七夕已经成为一种与经典爱情叙事有关的节日了：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家着眼细腻的爱情体验，将原本痛苦悲怨的两地之思，升华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寓意博大的理想爱情观，成为中国理想爱情的经典观念。
织女，想象中的女性恋人
无论民间的仙妻叙事类型，还是文人的爱情叙事类型，显然，我们可以把握到七夕叙事传统所固有的恋情内涵。
民间穷小子，一介村夫，无钱无能，惟善可嘉，何以相亲成家?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极其真实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人生命题。
文人思绪里的爱情，身份模糊，爱恋可定，自由却严重受阻。试想，一年一度才相逢，对于相爱相恋的情侣而言，又是何等的伤心感怀呢?这是人生感怀的深度思考，也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命题。
那么，这两种节日叙事的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
现实困顿不堪的村夫，才思横溢而爱情难得的浪漫文人，都在节日叙事里获得了一份心理补偿。在虚构的想象中，村夫因善良朴实而有仙女作伴，诗人因执著理想而珍视永恒爱情。二者的融合统一，由此形成七夕叙事的文化意义，即牛郎织女的情感叙事，揭示了中国想象关于女性恋人的观念和设计：貌美如仙，重德轻利，践诺守恒!
本质上，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女性特质密切相关。中国文化重守，重虚，重和，重自然，强调的正是一种包容与顺应，大义与理想。这种阴柔品格，投射到女性审美之中，也就成为七夕叙事的一条主线。
硫理七夕叙事的传统类型，还有一类应是仪式化的女儿乞巧叙事，笔者认为这类叙事主要的着力点仍在于乞巧仪式的说明，因此，未将其单独列出讨论。如果把这一叙事形态融入到上述两个类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乞巧女儿可能是投射到爱情之中对于女性恋人的又一审美标准吧，女性恋人不仅要有貌、有信，还要多巧!
我们需要怎样的情人节
现代文化的个性主义成为情人节泛滥的文化思潮，公元纪年的“2·14”，在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下，已成为个比色彩鲜明的情人节符号。这个来自西方又在东方扭曲发展的情人节，经过传统节日的过滤与冲撞，开始定型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节日。
作为参照的西方情人节，还有另外一个文化影响，那就是我们会反观自己的节日，寻找自己传统中的情人节。这种思考与实践，早在上世纪就已出现了。与之相关的节日，主要有汉族的三月三和七夕节。情人节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而言，不存在太多的讨论命题，因为这些民族早已把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作为本民族节日的重要内容了。
七夕叙事蕴含的情人节元素十分显著。
一是恋人关系明确。牛郎与织女，虽然关系中存在一厢情愿的内涵，但从完整的叙事结构中，我们还是可以厘清恋人互动的情节线索的。
二是节日时间明确。七夕晚，鹊桥会，浪漫中蕴含了凄清悲凉的意味。
很多学者也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七夕叙事的倾向在家庭中，理解为家庭节或亲子节更合适。这种讨论非常重要，但重要的不是其意见的正确与否，而是对情人观念的中西差异的强调。
西方的情人节，内涵十分广泛，既可是恋人的节日，也可是夫妻的节日，也可是母子的节日，还可是朋友的节日。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个性主义取向，对家庭之外的情人关系包容度较大，这也成为西方情人节逐渐狭义化的土要动因。
中国当代对西方情人节的理解与传播，一定程度上是在狭义的层面上展开的。这种展开，基本上属于简单摹仿，先是恋人关系的，后逐渐转向家庭之外的情人关系。这种狭义摹仿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我们今天尚不能作出全面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西方悄人节已经将西方的家庭外情人关系，视为可以接受的常态，视为现代化的一种个性思潮，视为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选择。这种接受与理解，显然将极大影响到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念。
七夕叙事所寓含的情人节元素，所体现的文化观念，是家庭之前与家庭之中的恋情关系。家的核心价值，成为“情人观念”的应有之义。因此，七夕叙事所彰显的，不是七夕节能否成为情人节的问题，而是成为怎样的情人节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的西方情人节，侧重家庭之外的情人节，而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应是家庭之内的情人节。而且，中国情人节的叙事传统中，女性恋人是情人节的核心价值。
民间的想象与文人的浪漫
仙妻叙事较为丰满，侧重现实矛盾的幻想性达成，侧重救弱自立的朴素价值。就其叙事结构而言，主要基于两个故事的复合：兄弟分家故事和羽毛衣女故事。两大故事都构成了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前者以善良穷困、年幼而孤的牛郎为叙事对象，后者以美丽神秘、下凡而尊的羽毛衣女为叙事对象。经过巧妙的故事复合，牛郎与仙女，演变成仙妻叙事的核心对象，经汉代天人思想的渲染，故事逐渐传说化，与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家庭结构关联，与中国古老的天文经验与想象结合，将牛郎定格为善良村夫，仙女定格为贤能织女，叙事主题发展为中国传统社会嘉勉贫穷善良者可获良缘的美好祝愿。这份祝愿，既是无缘家庭温暖的牛郎们的自我慰藉，也是中国社会平衡现实矛盾的叙事策略，更是中国家庭价值观的生动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夕的仙妻叙事，成为七夕节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主体。
爱情叙事较为浪漫，侧重诗情画意的心理感悟，侧重永恒真挚的爱情理想。就其叙事体裁而言，多为诗词歌赋，其传统开源可上溯至《诗经·小雅·大东》：
雏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诗中较明确地将织女与牵牛关联起来，情意虽然含蓄，内在的思念之义却隐隐可见。此后，汉代《古诗十九首》承其叙事格调，已有浓郁的相思别念之情了：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你看，那辛勤纺织的美丽女子，为相思，竟然终日莫成，悲戚哀怨的泪水呀，零零落落犹如雨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天喻人，深情相恋的情侣却为一水所隔，其形其情，实在难以言语了。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牛郎织女》对七夕叙事传统的牛郎织女恋情表示质疑：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诗人以实证的观察方式，反问天河两岸的牵牛织女，多少年来，又有谁见过他们七夕节的相逢与缠绵?爱情叙事到了宋人秦观笔下的《鹊桥仙》时，七夕已经成为一种与经典爱情叙事有关的节日了：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家着眼细腻的爱情体验，将原本痛苦悲怨的两地之思，升华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寓意博大的理想爱情观，成为中国理想爱情的经典观念。
织女，想象中的女性恋人
无论民间的仙妻叙事类型，还是文人的爱情叙事类型，显然，我们可以把握到七夕叙事传统所固有的恋情内涵。
民间穷小子，一介村夫，无钱无能，惟善可嘉，何以相亲成家?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极其真实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人生命题。
文人思绪里的爱情，身份模糊，爱恋可定，自由却严重受阻。试想，一年一度才相逢，对于相爱相恋的情侣而言，又是何等的伤心感怀呢?这是人生感怀的深度思考，也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命题。
那么，这两种节日叙事的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
现实困顿不堪的村夫，才思横溢而爱情难得的浪漫文人，都在节日叙事里获得了一份心理补偿。在虚构的想象中，村夫因善良朴实而有仙女作伴，诗人因执著理想而珍视永恒爱情。二者的融合统一，由此形成七夕叙事的文化意义，即牛郎织女的情感叙事，揭示了中国想象关于女性恋人的观念和设计：貌美如仙，重德轻利，践诺守恒!
本质上，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女性特质密切相关。中国文化重守，重虚，重和，重自然，强调的正是一种包容与顺应，大义与理想。这种阴柔品格，投射到女性审美之中，也就成为七夕叙事的一条主线。
硫理七夕叙事的传统类型，还有一类应是仪式化的女儿乞巧叙事，笔者认为这类叙事主要的着力点仍在于乞巧仪式的说明，因此，未将其单独列出讨论。如果把这一叙事形态融入到上述两个类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乞巧女儿可能是投射到爱情之中对于女性恋人的又一审美标准吧，女性恋人不仅要有貌、有信，还要多巧!
我们需要怎样的情人节
现代文化的个性主义成为情人节泛滥的文化思潮，公元纪年的“2·14”，在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下，已成为个比色彩鲜明的情人节符号。这个来自西方又在东方扭曲发展的情人节，经过传统节日的过滤与冲撞，开始定型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节日。
作为参照的西方情人节，还有另外一个文化影响，那就是我们会反观自己的节日，寻找自己传统中的情人节。这种思考与实践，早在上世纪就已出现了。与之相关的节日，主要有汉族的三月三和七夕节。情人节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而言，不存在太多的讨论命题，因为这些民族早已把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作为本民族节日的重要内容了。
七夕叙事蕴含的情人节元素十分显著。
一是恋人关系明确。牛郎与织女，虽然关系中存在一厢情愿的内涵，但从完整的叙事结构中，我们还是可以厘清恋人互动的情节线索的。
二是节日时间明确。七夕晚，鹊桥会，浪漫中蕴含了凄清悲凉的意味。
很多学者也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七夕叙事的倾向在家庭中，理解为家庭节或亲子节更合适。这种讨论非常重要，但重要的不是其意见的正确与否，而是对情人观念的中西差异的强调。
西方的情人节，内涵十分广泛，既可是恋人的节日，也可是夫妻的节日，也可是母子的节日，还可是朋友的节日。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个性主义取向，对家庭之外的情人关系包容度较大，这也成为西方情人节逐渐狭义化的土要动因。
中国当代对西方情人节的理解与传播，一定程度上是在狭义的层面上展开的。这种展开，基本上属于简单摹仿，先是恋人关系的，后逐渐转向家庭之外的情人关系。这种狭义摹仿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我们今天尚不能作出全面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西方悄人节已经将西方的家庭外情人关系，视为可以接受的常态，视为现代化的一种个性思潮，视为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选择。这种接受与理解，显然将极大影响到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念。
七夕叙事所寓含的情人节元素，所体现的文化观念，是家庭之前与家庭之中的恋情关系。家的核心价值，成为“情人观念”的应有之义。因此，七夕叙事所彰显的，不是七夕节能否成为情人节的问题，而是成为怎样的情人节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的西方情人节，侧重家庭之外的情人节，而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应是家庭之内的情人节。而且，中国情人节的叙事传统中，女性恋人是情人节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