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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东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利益相差很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外资吸收能力不同。利用2002-2005年除西藏地区之外的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分别建立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我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中部地区不显著。并且人力资本是外资吸收能力变量中与外资产生协同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东中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01-03
我国于1979年9月签订第一家外商直接投资协议，1993年成为利用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成为世界FDI流入量最多的国家。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25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占世界总流入量比重6.62%。总的来说，我国外资政策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东部地区是最大的获利者，它获得了较中西部地区更多高质量FDI。1990年东部地区获得FDI93.85%，而中西部地区总共仅占6.15%。这种不平衡性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东部地带仍占总量的80.90%，期间（1990-2005年）该地带获得的FDI平均比重为87.61%。中西部地区虽然FDI的增长率都较高，1990-2005年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53.13%和48.83%，但总量比重很小。中部地区获得的FDI 1990年占3.88%，2005年占15.66%，上升了11.7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1990年占2.27%，2005年占3.43%，平均占3.09%。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部则相反，西部地区基本维持初始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地区的极度非均衡分布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外资本身效用的发挥都有很大负面影响，故本文着重研究在这种非均衡分布下FDI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1 变量选取
现有的一些研究也得出发达国家更能通过吸引FDI来促进本国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其然，甚至遭受损失。最主要的原因是FDI效用的发挥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环境，即外资吸收能力。当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协同作用，彼此促进。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吸收能力不足，不仅发挥不了协同作用，反而可能制约跨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技术溢出效应。Cohen and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后来 Dahlman and Nelson（1995）又定义了国家的吸收能力，即学习和使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的先进技术和有关实践的能力。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吸收能力，它是指我国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等进行模仿、学习并加以商业化运用的能力。当然对外资的吸收能力不仅包括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选取了以下三个方面。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知识产品的载体，也是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多位学者将人力资本纳入到外资吸收能力问题的研究上。Borensztein（1998）首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察了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他得出的结论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没有达到FDI所要求的最低水平（男性受教育年限为0.48），所以FDI对他们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描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王小鲁（2000）的观点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6年。
（2）研究与开发投入。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等垄断优势，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学习等方式获得技术进步（包括效率提高），但这需要相应的研发投入。 Kathuria（2000）对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并不会自动产生，国内企业要想从中受益，必须对“学习活动”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印度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了外资技术溢出。本文选择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和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两者权重相等，即R&D=R&D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R&D经费占GDP的比重。
（3）技术差距。在FDI技术外溢机制中示范、模仿效应起着重要的作用。Perez（1997）从吸收能力角度考虑，认为国内企业的“赶超”依赖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国内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依赖于过去能力的积累。过高的技术差距意味着本国技术积累差，学习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差，会影响示范、模仿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东道国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也会使技术外溢发生作用的关联机制受到影响，因为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它与当地企业建立前后向联系的难度也就越大。我国近年来超过70%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流入了工业，根据Feder（1982）的研究思路，我们将整个工业部门分为内外资两大部分，用外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除以内资部门来表示他们的技术差距，而劳动生产率=部门增加值/总从业人数。
故本文选择人力资本（renli）、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及内外资部门技术差距（chaju）来描述我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通过建立各区域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及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模型，考察FDI是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模型的一般形式：
2 模型的建立
运用Eviews5.1软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如下。
3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宏观上FDI促进了我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且FDI每增加1%，西部地区经济增长0.041个单位，全国增长0.038个单位。第二，各吸收能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内外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了全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内外资技术差距的缩小不再是他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因此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内外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研发投入没有对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且人力资本相对而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它的作用力度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吸收能力变量与FDI的协同作用与吸收能力变量自身对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人力资本和内外资部门的技术差距与FDI的联合显著促进了全国和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东部地区来说，只有人力资本才与FDI产生了显著的协同作用。
4 政策建议
根据第一条结论我们知道外资政策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继续坚持。但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问题逐步显现，所以我国利用外资已进入到依靠国内深化改革和战略优化来提高开放效益，而不是依靠政策鼓励来扩大外资数量的新阶段。
首先，加大我国的研发投入，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快经济增长。从第二条结论我们知道研发投入几乎没有促进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主要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数量上我国的研发投入不到位；二是效率上也不理想。现阶段我国科技研发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为主的投资体制，国家投入的研发经费约占58%，地方政府投入的占10%，企业投入的占22%。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研发投资应以企业为主，政府为辅。所以政府的部分研发投入，特别是非基础科学研究，应向有潜力的企业转移，并对其进行监督与指导，因为只有企业才真正知道市场的需要，这样研发投入的效率就可以得以提高。
其次，进一步发展教育，特别加大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工作。第二条结论告诉我们人力资本是促进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虽然它的影响在部分地区是不显著的，但与其它变量相比它仍然是重中之重。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福利待遇，无一例外地成为优秀人才去处的首选，造成人才市场的过度竞争。相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却人才匮乏。我国应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加大吸引优秀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投入力度。
最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调整和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实现由粗放型“数量”主导型战略到以追求效益为本的“质量”主导型战略的转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推动产业结构提升、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指导思想，实现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互补、发展互动；以有利于本国发展战略、自主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为原则，安全吸收外资，以实现我国利用外资的更大更长远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Cohen & Levinthal (1989),“Innovation and Learning: The Two Faces of R&D”, Economic Journal, 99569-596.
［2］Dahlman, C and Nelson, R. 1995. Social absorption capability,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growth,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3］Borensztein E, Gregorio J. D. and Lee J-W, 1998,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115-135.
［4］Kathuria, Vinish (2000):“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Technology Transfer to Indian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2, pp. 343-369.
［5］Feder(1982), 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 59-7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东中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01-03
我国于1979年9月签订第一家外商直接投资协议，1993年成为利用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成为世界FDI流入量最多的国家。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25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占世界总流入量比重6.62%。总的来说，我国外资政策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东部地区是最大的获利者，它获得了较中西部地区更多高质量FDI。1990年东部地区获得FDI93.85%，而中西部地区总共仅占6.15%。这种不平衡性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东部地带仍占总量的80.90%，期间（1990-2005年）该地带获得的FDI平均比重为87.61%。中西部地区虽然FDI的增长率都较高，1990-2005年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53.13%和48.83%，但总量比重很小。中部地区获得的FDI 1990年占3.88%，2005年占15.66%，上升了11.7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1990年占2.27%，2005年占3.43%，平均占3.09%。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部则相反，西部地区基本维持初始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地区的极度非均衡分布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外资本身效用的发挥都有很大负面影响，故本文着重研究在这种非均衡分布下FDI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1 变量选取
现有的一些研究也得出发达国家更能通过吸引FDI来促进本国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其然，甚至遭受损失。最主要的原因是FDI效用的发挥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环境，即外资吸收能力。当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协同作用，彼此促进。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吸收能力不足，不仅发挥不了协同作用，反而可能制约跨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技术溢出效应。Cohen and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后来 Dahlman and Nelson（1995）又定义了国家的吸收能力，即学习和使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的先进技术和有关实践的能力。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吸收能力，它是指我国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等进行模仿、学习并加以商业化运用的能力。当然对外资的吸收能力不仅包括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选取了以下三个方面。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知识产品的载体，也是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多位学者将人力资本纳入到外资吸收能力问题的研究上。Borensztein（1998）首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察了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他得出的结论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没有达到FDI所要求的最低水平（男性受教育年限为0.48），所以FDI对他们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描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王小鲁（2000）的观点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6年。
（2）研究与开发投入。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等垄断优势，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学习等方式获得技术进步（包括效率提高），但这需要相应的研发投入。 Kathuria（2000）对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并不会自动产生，国内企业要想从中受益，必须对“学习活动”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印度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了外资技术溢出。本文选择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和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两者权重相等，即R&D=R&D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R&D经费占GDP的比重。
（3）技术差距。在FDI技术外溢机制中示范、模仿效应起着重要的作用。Perez（1997）从吸收能力角度考虑，认为国内企业的“赶超”依赖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国内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依赖于过去能力的积累。过高的技术差距意味着本国技术积累差，学习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差，会影响示范、模仿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东道国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也会使技术外溢发生作用的关联机制受到影响，因为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它与当地企业建立前后向联系的难度也就越大。我国近年来超过70%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流入了工业，根据Feder（1982）的研究思路，我们将整个工业部门分为内外资两大部分，用外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除以内资部门来表示他们的技术差距，而劳动生产率=部门增加值/总从业人数。
故本文选择人力资本（renli）、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及内外资部门技术差距（chaju）来描述我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通过建立各区域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及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模型，考察FDI是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模型的一般形式：
2 模型的建立
运用Eviews5.1软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如下。
3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宏观上FDI促进了我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且FDI每增加1%，西部地区经济增长0.041个单位，全国增长0.038个单位。第二，各吸收能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内外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了全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内外资技术差距的缩小不再是他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因此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内外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研发投入没有对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且人力资本相对而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它的作用力度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吸收能力变量与FDI的协同作用与吸收能力变量自身对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人力资本和内外资部门的技术差距与FDI的联合显著促进了全国和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东部地区来说，只有人力资本才与FDI产生了显著的协同作用。
4 政策建议
根据第一条结论我们知道外资政策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继续坚持。但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问题逐步显现，所以我国利用外资已进入到依靠国内深化改革和战略优化来提高开放效益，而不是依靠政策鼓励来扩大外资数量的新阶段。
首先，加大我国的研发投入，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快经济增长。从第二条结论我们知道研发投入几乎没有促进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主要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数量上我国的研发投入不到位；二是效率上也不理想。现阶段我国科技研发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为主的投资体制，国家投入的研发经费约占58%，地方政府投入的占10%，企业投入的占22%。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研发投资应以企业为主，政府为辅。所以政府的部分研发投入，特别是非基础科学研究，应向有潜力的企业转移，并对其进行监督与指导，因为只有企业才真正知道市场的需要，这样研发投入的效率就可以得以提高。
其次，进一步发展教育，特别加大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工作。第二条结论告诉我们人力资本是促进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虽然它的影响在部分地区是不显著的，但与其它变量相比它仍然是重中之重。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福利待遇，无一例外地成为优秀人才去处的首选，造成人才市场的过度竞争。相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却人才匮乏。我国应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加大吸引优秀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投入力度。
最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调整和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实现由粗放型“数量”主导型战略到以追求效益为本的“质量”主导型战略的转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推动产业结构提升、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指导思想，实现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互补、发展互动；以有利于本国发展战略、自主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为原则，安全吸收外资，以实现我国利用外资的更大更长远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Cohen & Levinthal (1989),“Innovation and Learning: The Two Faces of R&D”, Economic Journal, 99569-596.
［2］Dahlman, C and Nelson, R. 1995. Social absorption capability,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growth,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3］Borensztein E, Gregorio J. D. and Lee J-W, 1998,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115-135.
［4］Kathuria, Vinish (2000):“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Technology Transfer to Indian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2, pp. 343-369.
［5］Feder(1982), 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 59-73.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