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孝五，人称足球五哥，现在是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在中国民间推广五人制足球，我应该算是最早的。我是《新体育》的铁杆粉丝，今年65岁了，现在收藏有1955年出版的《新体育》杂志，我记得我看过最早的是第3期。《新体育》杂志向我约稿，讲讲这么多年的老故事，我觉得义不容辞。

一

　　我属猴，1955年还没出生，怎么会有那年的《新体育》杂志？说来话长，其实是我二姐收藏的。据她说，当年她在北京人大附中读初中，创造了女子100米和200米跑的校纪录。她很喜欢体育，那时候想了解新中国的体育信息，只有《新体育》杂志，读报纸还是一种“奢望”。由于还没有订阅杂志的习惯，二姐说她都是在报摊上购买。
　　那个年代的《新体育》杂志都是繁体字，彩色页面只有封面和封底，就连封二和封三都是单色的，但是信息量很大。尽管杂志的字体很小，但是常常附有表格，比如田径纪录、运动会成绩表等，让人一目了然，马上知道水平有多高。二姐说她看到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结束后《新体育》杂志公布的比赛成绩表，觉得自己差距不太大，就有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
　　1963年，我们全家搬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但是二姐还在北京上学。我最盼她暑假回来给我讲有关体育的故事。记得她讲女子跳高选手郑凤荣1957年用剪式打破世界纪录和姜玉民包揽女子100米、200米400米跑全国冠军的故事，让我羡慕不已，百听不厌。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故事”全部来自《新体育》，我就让她每年暑假和寒假回家给我带几本《新体育》。
　　我在小学1—4年级的时候，学校都有运动会，有一年还有春秋两季的校运会。小孩子不懂什么，反正进入前三名，就会奖励一支铅笔或一个方格本子。我常常跑第一名，十分骄傲，同学们也十分羡慕。二姐在北京人大附中校运会上获得60米冠军，得到的一个小笔记本，现在我还保留着。
　　我经常问二姐：“你参加运动会的100米成绩是多少？200米成绩是多少？”好像我在和她比。二姐把她收藏的《新体育》给我看，这一看不得了，我记得我看到一篇黄健写的文章《从运动技术上看1955年全国田径测验》，文章中写到二姐经常跟我讲的姜玉民跑400米，前后200米速度差距较大，影响了最后成绩。我在文章中还画了重点线，觉得自己可以在400米跑上好好练习一下，用平均速度取胜。我听了二姐的意见，改练400米跑，那个时候就叫主项。长大以后我也一直以400米跑和400米栏作为自己参加田径比赛的主项。
　　妈妈十分支持二女儿的体育爱好。我大姐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学，二姐高中在北京师大一附中，每月的生活费大姐是15元、二姐16元。妈妈说给二姐多1元钱，就是鼓励她参加体育比赛和购买体育杂志。二姐说为了节约钱，她基本都是在报摊上购买过期杂志。有一次看到两本过期的《新体育》，一本只需要2分钱。就是这2分钱的杂志，我也爱不释手。
　　文革开始后，学校运动会没有了，《新体育》也停刊。1972年，我高中毕业，进了广州军区材料厂。部队很重视战士和员工的身体素质，1972年11月竟然还举办了全省军工企业运动会，在著名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进行。我报名参加400米跑，获得冠军，到现在都记不得冠军有没有奖品，但当时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特别记得比赛那天早上出发时，厂里的早餐太丰盛了，似乎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二

　　我盼呀盼呀，《新体育》什么时候能够复刊？1972年底，《新体育》终于复刊了。我拿到复刊后的杂志，很失望，里面的体育信息十分匮乏，基本都是报道一些工厂的工人如何坚持工间操，农民如何把田间劳动与体育锻炼结合。也难为那个时候的体育杂志编辑，全国运动会和很多传统比赛停摆，省市地区的体育活动又不许随便报道，报道体育比赛的成绩被说成“锦标主义”。也许因为我看过此前几乎所有《新体育》，期望值太高了，我提笔《新体育》编辑部写信，诉说自己的不满。

　　當年我写了什么内容，现在完全记不清了。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新体育》编辑部的回信，我清晰地记得内容是：“您的来信收到，您的批评我们一定虚心接受，我已经让每一位编辑传阅你的来信……”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总编，估计执笔人是杂志社的领导，反正非常兴奋。我还给工厂的工友们看，他们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估计是觉得我好奇怪。 　　我把这封回信珍藏起来，现在应该还在我家里，因为我有收藏的嗜好，收藏了多种体育报刊。当了国营大企业厂长时，我的《新体育》杂志放在了工厂分配的一套两房一厅的宿舍里。1992年，这套宿舍由秘书拿来对外出租，结果她只当是旧报纸，把我的“宝贝”全卖给废品站。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但是这封《新体育》杂志编辑部的回信应该还在家里，实在记不得放在哪个箱子里了。
　　十年动乱期间，零零星星有一些大型赛事，这个时候《新体育》发挥了巨大作用。1974年的第7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国内报纸几乎没有什么报道，但是《新体育》开始逐渐恢复从前的水平。二姐和我一直保持信函联系，我们讨论亚运会田径纪录时，一致认为第7届亚运会110米栏冠军崔麟的电动计时成绩14秒26，水平非常高。那个时候崔麟已经32岁了，曾经创造过110米栏年度成绩世界排名第一。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奋斗，就没有后来刘翔的辉煌。
　　1977年中国百业待兴，恢复高考。我虽然入围，但还是功亏一篑，1979年1月上了中央電视大学广东分校。受《新体育》的影响，在三年电大“生涯”中，我把自己的体育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组织同学参加局里举办的体育比赛。全班仅有21名同学，我却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还充当老师上体育课。我当体育老师都是纸上谈兵，和同学们谈体育项目的国家纪录、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我都能倒背如流，惹得一些同学不解：“你背了这么多田径、游泳甚至举重、滑冰的纪录，有什么用？”
　　1982年1月，我在电视大学毕业。全省2400多名电大学生，能够按时毕业的仅有1442人。我们冶金班21人全部按时毕业，是不是和我这个班长的体育情结有关，不得而知。毕业时，广东省冶金厅组织部门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当一家国营大厂的团委书记。1982年2月我“走马上任”，担任广东省有色金属加工厂团委书记，这是当年中国最大的铝型材厂。
　　企业里的共青团工作不太受重视，但我长期受《新体育》的“熏陶”，抓住厂里年轻人居多的优势，运用我的爱好开展大量体育活动。厂里很多青年人有体育细胞，父母将他们调到更好的工作单位，但他们都希望留在厂里，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每年会有大大小小的体育比赛，而在很多单位，这几乎是空白。

三

　　1987年，我担任了国营大厂的厂长，1991年下海经商，体育这个爱好似乎与我越走越远。
　　1992年，中国体育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会议——红山口会议召开，中国的足球开始走向职业化。
　　我下海后，经过很多波折，进入著名企业广东太阳神集团。1992年底，太阳神集团和广州市体委谈判共建广州足球俱乐部。我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沟通公司各个部门业务，当然也包括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后来，我实在经不住足球的“诱惑”，用辞职来威胁老板，要求直接把我调入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工作。
　　1994年11月5日，是个星期六，我正式进入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工作，开始接触体育产业，把体育爱好变为职业。想想从爱看《新体育》杂志，到喜欢上体育比赛，再到能够参与到职业体育，让爱好变为事业，让事业成为公益和社会体制变革的试验田，自己都暗暗称奇。
　　我坚信，爱好绝对是发明的良好开端，没有爱好一事无成。《新体育》杂志是我步入职业体育的引路人和良师益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收藏的大部分《新体育》杂志都遗失了，但是有几本距今60多年的《新体育》杂志，是我在母亲留下来的一口箱子里发现的。14年前，她老人家84岁时离开人间，我不清楚为什么杂志会在她的箱子里。
　　这几本《新体育》我翻看了不知多少遍，很多已经不完整，面目全非了。今年，我在疫情期间，还仔细翻看了1955年10月2日出版的第67期《新体育》，里面有一篇李京撰写的中国足球队和缅甸国家队比赛的文章《足球场上盛开的友谊花呆》，介绍中国队有一位球员叫杨霞荪。1995年与我共事的太阳神俱乐部老总叫杨菲荪，他们是不是一家人？我马上询问杨菲荪的侄儿、原四川全兴足球队员杨鹏峰，证实了杨霞荪就是他的二伯父，杨菲荪是他的七伯父，他是杨家老八的儿子。于是，我写了一篇《中国足球的杨家将》的文章，纪念太阳神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去世多年的50年代国家足球队员杨菲荪——梅县杨家老七。
　　现在翻看当年的《新体育》杂志，全是繁体字，我不清楚自己小学的时候怎么看懂杂志内容的。我从来没有学过繁体字，估计是不断翻看老的《新体育》，潜移默化学习的。
　　我对大量体育项目纪录的特殊爱好绝对是受翻看《新体育》影响的。当年的杂志常常有表格，刊出的运动纪录表我百看不厌，还标注了每个成绩是几级运动员水平。
　　翻看老杂志还有很多联想和趣闻。第60期《新体育》1955年7月21日出版，描述和解释国家体委颁布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奖章，这对现在将全民健身列为国家体育工作战略仍然有帮助。杂志里列出了清华大学颁发219位《劳卫制》二级合格者和555名《劳卫制》一级合格者证书和奖章，校长蒋南翔亲自颁发证章。文革时，蒋南翔成了“黑帮分子”，我父亲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我怕抄家时把我的《新体育》杂志也没收，就在杂志里面的文章中将蒋南翔的照片打了一个×，还写了“黑帮分子”四个字，侥幸让我的《新体育》杂志逃过一劫。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有人说可能就是一件事、一句话成就了一生。《新体育》杂志70年了，该成就了多少人的一生！我希望在纪念创刊100年的时候，还会约我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