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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1951年学制的相继颁布，近代以来学前教育家园关系经历了幼儿园“辅助”家庭教育、幼儿园“协助”家庭教育、幼儿园与家庭教育趋向互相配合的演变历程。每一时期家园关系的特点都与幼儿园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幼儿园的设立宗旨、幼儿园师资培养以及其他各项制度性规定有关。了解家园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有利于我们加深理解家庭和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的功能，对于有效解决当今家园共育出现的问题以及促进当下家园关系的和谐发展等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学制；家园关系；家园共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3）11-0049-05
在幼儿教育中，幼儿园和家庭各具其独特价值，二者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有利于促进幼儿发展。在我国，虽然目前家园共育已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家园共育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家长在家园共育中责任意识欠缺以及自身定位不准确、幼儿园教师缺乏家园沟通知识与技巧、家园共育容易变成幼儿园主导下的单边活动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与我国家园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息息相关，与家庭和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分别扮演的历史角色紧密相连。我国学前教育家园关系产生于学前公共教育机构设立之际，伴随着学前教育由家庭教育向有组织的学前公共教育转化演变的历史而演变。近代以来，四部学制的相继颁布和实施，促使家园关系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不断推动着家园关系走向今天的家园共育。以史为鉴，笔者旨在梳理四部学制下家园关系的演变历程和阶段性特点，以期继承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家园关系研究提供新角度、新思路，也尝试提出促进我国当下家园关系发展的建议。
一、癸卯学制：幼儿园“辅助”家庭
清末，出于战败国的危机意识，清政府主动学习“西学”，实施“新政”。1904年，重新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史称“癸卯学制”。清政府还派员赴日考察，并仿效日本学制中的《幼稚园保育设备规程》，正式颁布并实施了我国第一份学前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将我国的幼儿教育专门机构命名为“蒙养院”，明确规定学前教育家园关系为“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无论是《章程》中确立的蒙养院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设立蒙养院的宗旨，蒙养院的师资配备，还是《章程》制定者对家庭教育的明确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癸卯学制中的家园关系是幼儿园辅助家庭教育。
第一，蒙养院教育尚未被纳入学制系统。《章程》规定蒙养院接收3-7岁幼儿，在初等小学堂之前加入四年学前教育，与西方的幼稚园教育对接，但并未作为必修学制加以要求。父母愿意送幼儿进入蒙养院，蒙养院要接收；父母不愿送幼儿入蒙养院，可在家中由母亲自学家庭教育教材，自行教育子女。
蒙养院的出现虽然使学前公共教育在中国得以初创，但是癸卯学制基本仿效日本，是照搬日本学制的结果，并非“自下而上”产生于中国教育的客观需要。“专设的蒙养院设置不多，且教学时间短，师资水平低。”在这一时期，蒙养院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微不足道，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还是家庭。
第二，《章程》明确规定蒙养院设立的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蒙养院只不过是家庭教育的辅助机构，是学前家庭教育向学前公共教育过渡的一种组织形式。
癸卯学制虽然照搬日本学制，拥有资产阶级教育的外衣，却是传播封建社会的思想内容的。蒙养院设立的目的在于以幼儿园辅助家庭，强调以封建道德涵养德性。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庭式生产是人们早已习惯的方式。在中西文化相遇、碰撞的初期，家庭战胜社会、战胜市场是必然的事情，教育领域的家庭式生产也是符合这时的历史条件的。
第三，以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充任蒙养院师资，其低下的保育质量使得蒙养院教育无法代替家庭教育。《章程》指出，“因各国都有幼稚园，以女师范生为保姆教养儿童，而中国尚未开女子入学之风，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所以结合国情，于育婴堂和散节堂内划出一处作为蒙养院，由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为保姆，代行外围女师范生保育儿童的责任，充当蒙养院的师资。因为乳媪大多是文盲，工作内容是喂养、照料弃婴和孤儿，而节妇中虽然有一些识字者，但为数并不多，所以虽然刊发有官编女教科书和家庭教育书籍，虽然设有保姆学堂可供她们学习相关知识，但是由于她们文化素质过低且缺乏专业的学前教育训练，她们“很难胜任幼儿的教养工作，所以这种师资是完全不合格的”。
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对发展女子教育的担忧使得学前教育不仅缺乏合格的师资，而且育婴堂和敬节堂附设的蒙养院数量有限、服务时间短，客观上既无法容纳广大的适龄幼儿，也无力提供合格的学前教育，因此，幼儿的保育工作更多仍是依赖家庭妇女，由她们自行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在家中对幼儿进行教育。
第四，《章程》制定者采用编发女教科书的方法指导学前家庭教育，期待“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为此，母亲要学习《孝经》《列女传》《女诫》《女训》《教女遗规》以及了解“四书”等传统思想著作的核心观点，也可以学习不违背中国妇道、妇职的外国家庭教育书籍，目标是掌握为人母、为人妻的必备思想和技能，既能够妥善打理家中诸事，又能够教育子女，帮助儿子奠定入小学的基础，帮助女儿学习为人母、为人妻之道。
由此可见，《章程》制定者是把家庭作为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的。作为与西方幼稚园教育对接的蒙养院教育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并未对学前家庭教育造成很大冲击。作为新生事物，蒙养院教育力量微弱，发展不充分，是作为家庭教育的辅助机构，作为学前家庭教育向学前公共教育的过渡形式而存在的。
二、壬子癸丑学制：幼儿园“辅助”家庭，并向“协助”家庭过渡
壬子癸丑学制作为辛亥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急于改革的临时政府在学前教育问题上并未作过多的改革，对学前教育持一种既不反对也不单独提及的态度。1916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明确规定，蒙养园的任务在于“保育幼儿……以辅助家庭教育”。这一时期的家园关系在本质上与癸卯学制时期并无二致。壬子癸丑学制所确立的蒙养园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以及设立蒙养园的宗旨表明这一时期仍是以幼儿园“辅助”家庭为主，不过蒙养园师资培养所取得的进步也预示着家园关系开始向幼儿园“协助”家庭过渡。 第一，蒙养园教育依旧没有被纳入正式的学制系统。关于蒙养园教育的设立、管理、主办单位、财政、废止等内容，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与小学保持一致。
第二，蒙养园的办园宗旨一方面为保育幼儿，另一方面仍是辅助家庭教育。这一时期，由于女子师范学校得以建立和发展，癸卯学制时期蒙养院教育同时承担女子教育的功能到了壬子癸丑学制时期逐渐被减弱，而蒙养院保育幼儿、辅助家庭教育的功能被保留下来了。
第三，蒙养园师资培训取得进步，提高了蒙养园的保育质量。《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规定，女子师范学校不仅附设小学教员讲习科以培养小学教员，同时必须附设保姆讲习科以培养蒙养园保姆。这一规定明确了蒙养园师资培养在师范教育中的地位，促进了蒙养园教师的专业性发展和蒙养园保育质量的提升，使蒙养园教育逐渐有能力以专业的姿态向“协助”家庭教育的方向发展。
三、壬戌学制：幼儿园“协助”家庭
壬戌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制。无论是壬戌学制规定的幼稚园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幼稚园的宗旨还是幼稚园的师资，都表明学前公共教育和学前家庭教育之间是幼儿园在先、家庭在后的关系，幼儿园协助家庭教育。
第一，壬戌学制将幼稚园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系统，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奠定了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幼稚园可以附设于师范学校以及小学内，也可以单独设立。壬戌学制颁布后，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幼稚园，“其中有公立的，也有私立民办的；有附属于其他学校机关的，也有单独设立的；有普通性质的，也有实验性质的；有设在城市的，也有设在农村的”。至此，学前教育终于摆脱了附属女子师范学校的命运，开始以独立的办园姿态出现。
第二，协助家庭教育并促进家庭教育发展是幼稚园教育的目标。1932年《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园教育总目标之一为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求家庭教育的改进。这份《课程标准》在教育方法要点中提出教师应该“常常到儿童家庭去，或请家长到园中来；尽力联络感情，宣传幼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法”。
与此同时，在老解放区，1927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明确规定，“建立一般未达入学年龄的机关（如儿童养育院、幼稚园等），以利增进社会教育，解放妇女”。1934年《托儿所组织条例》规定，组织托儿所的目的是为改善家庭生活，使托儿所代替妇女承担一部分婴儿的教养责任。1945年《边区保育工作方针》规定，凡抗战将士及一切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一概由政府抚育，以便使家长能专心致力于抗战建国事业。由此可见，老解放区的幼稚园教育目标在于解放家庭妇女，减轻家庭负担，使家长能够专心从事革命事业。此时，幼儿园协助家庭、促进家庭教育改善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
第三，壬戌学制期间幼稚园师资得到进一步发展。壬戌学制规定，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可附设幼稚师范科，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幼稚师范教育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陶行知和陈鹤琴于192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随后，1932年的《师范教育法》和1933年的《师范学校规程》都对附设幼稚师范科作了具体规定，并且在1935年颁发了两年和三年制幼稚师范科的教学计划。
这一时期，不但公立幼稚师范科得到发展，私人出资设立的幼稚师范学校也不断出现。国家对幼儿教育师资培养的支持和各项政策法规的颁布，充分说明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社会需要，幼儿园教师对于实现家庭教育的改造所具有的独立存在的意义已经被承认，幼稚园教育具有不同于家庭教育的专业服务意义这一事实已被发现并受到重视。
四、1951年学制：趋向幼儿园与家庭互相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一系列面向工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学前教育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幼儿园要主动了解幼儿家庭，积极宣传科学的保育思想和方法，邀请家长参与园所工作，与家长密切联系，促进幼儿发展。无论是1951年学制规定下的幼儿园设立宗旨、幼儿园师资还是园所管理，都体现出在这一时期幼儿园和家庭互相配合的发展趋势，逐步呈现出幼儿园和家庭并列发展的局面。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幼儿园面向全体幼儿，代替父母承担一部分保育幼儿的责任。《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幼儿园的任务之一是减轻母亲在育儿方面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冶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可见，1951年学制时期，我国幼儿园教育除了履行专门的保育儿童职责外，还要配合家庭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任务，这不完全是提升儿童保育质量层面的配合，更是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的配合关系。
第二，教养员要遵循使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密切配合的原则，“一方面应帮助家长正确地进行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应从幼儿家庭了解幼儿的环境、性格和家长对幼儿的要求，以便改进业务”。这体现了家园关系中教养员具有的主体性特，征。家园关系中教养员工作的关键词在于“积极主动”，要具有主动联络幼儿家庭、积极帮助家长的意识，在与家长互动的过程中了解幼儿的家庭状况，利用专业知识和素养引导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推动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趋向一致。
第三，在园所管理层面，园长要组织家长代表会。“幼儿园在可能的条件下，得组织家长代表会。其代表由家长会选出，每班一人至二人，任期一年。其任务为协助园长进行园舍修建、充实设备以及其他改进园务的工作。其决议由园长采择施行。”家长被邀请参与园所事务的管理，协助园长做好部分园务工作，这有助于家长对幼儿所处的环境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认识，也有利于家长和教师、园长进行沟通和交流。在这一时期，家长在家园关系中的主体性慢慢得到发展，教师与家长的“双主体性”在逐渐形成，幼儿园和家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局面逐渐形成。
1951年学制颁布时期，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经济建设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是最重要的任务。幼儿园教育为减轻家长负担而承担一部分家长的责任是由客观的政治、经济需要决定的。因此，1951年学制时期的学前教育更多沿袭了老解放区重视幼儿园教育福利性的功能——幼儿园为减轻家长负担而承担一部分责任。此时幼儿园和家庭的共同配合并非完全是教育意义上的，更多具有福利性质，以便家长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 五、关于促进家园关系发展的建议
1.家园关系应坚持家园共育的方向
不同的学制时期，对家庭或者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偏重，这反映了家庭和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确有其独特的作用。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地方，在家庭里面，人初次向社会生活迈进！”家庭教育帮助幼儿形成对世界、社会的初步认识，是幼儿性格雏形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幼儿入园前在家庭中的生活经历、行为习惯、获得的能力等对幼儿园的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家园共育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家园共育以幼儿园为主导。家长被动参与。在这种单边活动中，幼儿园和家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家长在更多情况下只是以旁观者或被动参与者的身份存在。这显然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的精神不符合。基于此种现实，平等地位中的家园共育有必要被倡议、被强调、被重视。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核心家庭数量迅速增多，多数家庭是4 2 1的家庭结构，家长格外关注幼儿的在园情况，加上近年来不断爆出的幼儿园虐童、校车安全事故等问题，幼儿园的社会形象受到了影响，家园关系变得微妙、紧张，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不安全感在增强。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在舆论环境如此不利的情形下，健全家长工作的各项制度、提高对家长工作的认识、积极与家长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家园双方同时存在着和对方沟通、合作的内在动力，促使家园共育成为必需，成为家园关系发展的方向。
2.教师应重视家长的作用，主动与家长沟通
壬戌学制以来，各种师范学校获得发展。幼儿园师资力量不断得到增强，专业性不断得到提高，幼儿园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对家园共育的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幼儿园家长工作的方式方法多样，常见的有家访、个别交谈、家庭联系本、电话或书信往来、家长会、科学育儿报告会、家长开放日、宣传栏等，这些家长工作促进了家长和幼儿园的交流。然而，日前的家园共育中的一些现象反映了教师对家长在家园共育中的作用不够重视。比如，有些幼儿园开展“家长教师”活动，邀请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以期既可以为幼儿提供更丰富多样的经验，又能够加强幼儿园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出发点很好。然而，这些“家长教师”活动往往有一个特点，活动由幼儿园教师设计和组织，家长只能按照已有的流程“表演”。这样的合作方式并未充分发挥家长应有的作用。这与教师不够信任家长、不够重视家长的作用有关。建议教师转变观念，尝试放权，让家长依据其行业素养自行设计和组织活动，教师可以提供建议，协助家长完成活动。又如，在家访中，有些教师对家长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不能以平等、尊重、合作的态度与家长沟通，而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家长，将家访变成了告状、谴责和说教，导致很多家长听闻家访而色变，这种情况明显不利于家园关系的良好发展。教师应该转变态度，提高对家园共育中家长作用的认识，将家访看成是了解幼儿、增进双方沟通、促进家园共育的好机会。在家访过程中，教师应如实告知家长幼儿的具体情况，聆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与家长共同探讨促进幼儿发展的对策。再如，在家长开放日中，家长参与活动的表现多为陪孩子一起游戏，一起比赛等，有些家长甚至漫无目的地度过了“幼儿园的半日游”。要提高家长开放日的有效性，教师应主动与家长交流，可以在活动开始前向家长发放幼儿行为观察表，告诉家长应该看什么、怎么看，引导家长按照观察表逐项观察幼儿的行为，做好记录。待活动结束后，家长可以明确了解幼儿的发展水平，然后由教师和家长一起商量对策，确定家园配合教育的方案。
3.引导家长多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积极与教师联系
我国学前家庭教育的历史悠久，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期间虽已存在学前公共教育机构。但是家庭教育始终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深刻影响到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式。教师需要思考如何转变家长不合理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素质，发挥家长在家园共育中的作用。
家庭教育一般重视幼儿智力因素的开发，非智力因素如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的发展容易被忽视。建议教师多方引导家长接受国家提倡的先进教育理念，了解幼儿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积极配合幼儿园的保育工作。教师还要为家长创造多种机会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如果缺乏专业的育儿知识，家长在家园共育中容易处于被动地位。引导家长掌握更多的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是教师的责任，也是提高家长家园共育主动性的有效途径。目前，家长获取育儿信息的渠道十分丰富，可以登陆网络教育论坛、在线观看育儿专家的讲座视频、参加幼儿园的家长讲座、阅读育儿书籍和报刊等，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学前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学前教育学以及学前卫生学的基本知识，形成科学的育儿观念，掌握正确的育儿方法。教师可以为家长提供选择指南，帮助家长筛选。
拉近教师与家长的距离，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家园共育合力，能够有效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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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生兰.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合作共育的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学制；家园关系；家园共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3）11-0049-05
在幼儿教育中，幼儿园和家庭各具其独特价值，二者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有利于促进幼儿发展。在我国，虽然目前家园共育已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家园共育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家长在家园共育中责任意识欠缺以及自身定位不准确、幼儿园教师缺乏家园沟通知识与技巧、家园共育容易变成幼儿园主导下的单边活动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与我国家园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息息相关，与家庭和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分别扮演的历史角色紧密相连。我国学前教育家园关系产生于学前公共教育机构设立之际，伴随着学前教育由家庭教育向有组织的学前公共教育转化演变的历史而演变。近代以来，四部学制的相继颁布和实施，促使家园关系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不断推动着家园关系走向今天的家园共育。以史为鉴，笔者旨在梳理四部学制下家园关系的演变历程和阶段性特点，以期继承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家园关系研究提供新角度、新思路，也尝试提出促进我国当下家园关系发展的建议。
一、癸卯学制：幼儿园“辅助”家庭
清末，出于战败国的危机意识，清政府主动学习“西学”，实施“新政”。1904年，重新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史称“癸卯学制”。清政府还派员赴日考察，并仿效日本学制中的《幼稚园保育设备规程》，正式颁布并实施了我国第一份学前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将我国的幼儿教育专门机构命名为“蒙养院”，明确规定学前教育家园关系为“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无论是《章程》中确立的蒙养院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设立蒙养院的宗旨，蒙养院的师资配备，还是《章程》制定者对家庭教育的明确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癸卯学制中的家园关系是幼儿园辅助家庭教育。
第一，蒙养院教育尚未被纳入学制系统。《章程》规定蒙养院接收3-7岁幼儿，在初等小学堂之前加入四年学前教育，与西方的幼稚园教育对接，但并未作为必修学制加以要求。父母愿意送幼儿进入蒙养院，蒙养院要接收；父母不愿送幼儿入蒙养院，可在家中由母亲自学家庭教育教材，自行教育子女。
蒙养院的出现虽然使学前公共教育在中国得以初创，但是癸卯学制基本仿效日本，是照搬日本学制的结果，并非“自下而上”产生于中国教育的客观需要。“专设的蒙养院设置不多，且教学时间短，师资水平低。”在这一时期，蒙养院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微不足道，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还是家庭。
第二，《章程》明确规定蒙养院设立的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蒙养院只不过是家庭教育的辅助机构，是学前家庭教育向学前公共教育过渡的一种组织形式。
癸卯学制虽然照搬日本学制，拥有资产阶级教育的外衣，却是传播封建社会的思想内容的。蒙养院设立的目的在于以幼儿园辅助家庭，强调以封建道德涵养德性。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庭式生产是人们早已习惯的方式。在中西文化相遇、碰撞的初期，家庭战胜社会、战胜市场是必然的事情，教育领域的家庭式生产也是符合这时的历史条件的。
第三，以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充任蒙养院师资，其低下的保育质量使得蒙养院教育无法代替家庭教育。《章程》指出，“因各国都有幼稚园，以女师范生为保姆教养儿童，而中国尚未开女子入学之风，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所以结合国情，于育婴堂和散节堂内划出一处作为蒙养院，由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为保姆，代行外围女师范生保育儿童的责任，充当蒙养院的师资。因为乳媪大多是文盲，工作内容是喂养、照料弃婴和孤儿，而节妇中虽然有一些识字者，但为数并不多，所以虽然刊发有官编女教科书和家庭教育书籍，虽然设有保姆学堂可供她们学习相关知识，但是由于她们文化素质过低且缺乏专业的学前教育训练，她们“很难胜任幼儿的教养工作，所以这种师资是完全不合格的”。
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对发展女子教育的担忧使得学前教育不仅缺乏合格的师资，而且育婴堂和敬节堂附设的蒙养院数量有限、服务时间短，客观上既无法容纳广大的适龄幼儿，也无力提供合格的学前教育，因此，幼儿的保育工作更多仍是依赖家庭妇女，由她们自行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在家中对幼儿进行教育。
第四，《章程》制定者采用编发女教科书的方法指导学前家庭教育，期待“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为此，母亲要学习《孝经》《列女传》《女诫》《女训》《教女遗规》以及了解“四书”等传统思想著作的核心观点，也可以学习不违背中国妇道、妇职的外国家庭教育书籍，目标是掌握为人母、为人妻的必备思想和技能，既能够妥善打理家中诸事，又能够教育子女，帮助儿子奠定入小学的基础，帮助女儿学习为人母、为人妻之道。
由此可见，《章程》制定者是把家庭作为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的。作为与西方幼稚园教育对接的蒙养院教育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并未对学前家庭教育造成很大冲击。作为新生事物，蒙养院教育力量微弱，发展不充分，是作为家庭教育的辅助机构，作为学前家庭教育向学前公共教育的过渡形式而存在的。
二、壬子癸丑学制：幼儿园“辅助”家庭，并向“协助”家庭过渡
壬子癸丑学制作为辛亥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急于改革的临时政府在学前教育问题上并未作过多的改革，对学前教育持一种既不反对也不单独提及的态度。1916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明确规定，蒙养园的任务在于“保育幼儿……以辅助家庭教育”。这一时期的家园关系在本质上与癸卯学制时期并无二致。壬子癸丑学制所确立的蒙养园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以及设立蒙养园的宗旨表明这一时期仍是以幼儿园“辅助”家庭为主，不过蒙养园师资培养所取得的进步也预示着家园关系开始向幼儿园“协助”家庭过渡。 第一，蒙养园教育依旧没有被纳入正式的学制系统。关于蒙养园教育的设立、管理、主办单位、财政、废止等内容，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与小学保持一致。
第二，蒙养园的办园宗旨一方面为保育幼儿，另一方面仍是辅助家庭教育。这一时期，由于女子师范学校得以建立和发展，癸卯学制时期蒙养院教育同时承担女子教育的功能到了壬子癸丑学制时期逐渐被减弱，而蒙养院保育幼儿、辅助家庭教育的功能被保留下来了。
第三，蒙养园师资培训取得进步，提高了蒙养园的保育质量。《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规定，女子师范学校不仅附设小学教员讲习科以培养小学教员，同时必须附设保姆讲习科以培养蒙养园保姆。这一规定明确了蒙养园师资培养在师范教育中的地位，促进了蒙养园教师的专业性发展和蒙养园保育质量的提升，使蒙养园教育逐渐有能力以专业的姿态向“协助”家庭教育的方向发展。
三、壬戌学制：幼儿园“协助”家庭
壬戌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制。无论是壬戌学制规定的幼稚园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幼稚园的宗旨还是幼稚园的师资，都表明学前公共教育和学前家庭教育之间是幼儿园在先、家庭在后的关系，幼儿园协助家庭教育。
第一，壬戌学制将幼稚园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系统，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奠定了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幼稚园可以附设于师范学校以及小学内，也可以单独设立。壬戌学制颁布后，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幼稚园，“其中有公立的，也有私立民办的；有附属于其他学校机关的，也有单独设立的；有普通性质的，也有实验性质的；有设在城市的，也有设在农村的”。至此，学前教育终于摆脱了附属女子师范学校的命运，开始以独立的办园姿态出现。
第二，协助家庭教育并促进家庭教育发展是幼稚园教育的目标。1932年《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园教育总目标之一为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求家庭教育的改进。这份《课程标准》在教育方法要点中提出教师应该“常常到儿童家庭去，或请家长到园中来；尽力联络感情，宣传幼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法”。
与此同时，在老解放区，1927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明确规定，“建立一般未达入学年龄的机关（如儿童养育院、幼稚园等），以利增进社会教育，解放妇女”。1934年《托儿所组织条例》规定，组织托儿所的目的是为改善家庭生活，使托儿所代替妇女承担一部分婴儿的教养责任。1945年《边区保育工作方针》规定，凡抗战将士及一切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一概由政府抚育，以便使家长能专心致力于抗战建国事业。由此可见，老解放区的幼稚园教育目标在于解放家庭妇女，减轻家庭负担，使家长能够专心从事革命事业。此时，幼儿园协助家庭、促进家庭教育改善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
第三，壬戌学制期间幼稚园师资得到进一步发展。壬戌学制规定，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可附设幼稚师范科，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幼稚师范教育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陶行知和陈鹤琴于192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随后，1932年的《师范教育法》和1933年的《师范学校规程》都对附设幼稚师范科作了具体规定，并且在1935年颁发了两年和三年制幼稚师范科的教学计划。
这一时期，不但公立幼稚师范科得到发展，私人出资设立的幼稚师范学校也不断出现。国家对幼儿教育师资培养的支持和各项政策法规的颁布，充分说明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社会需要，幼儿园教师对于实现家庭教育的改造所具有的独立存在的意义已经被承认，幼稚园教育具有不同于家庭教育的专业服务意义这一事实已被发现并受到重视。
四、1951年学制：趋向幼儿园与家庭互相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一系列面向工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学前教育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幼儿园要主动了解幼儿家庭，积极宣传科学的保育思想和方法，邀请家长参与园所工作，与家长密切联系，促进幼儿发展。无论是1951年学制规定下的幼儿园设立宗旨、幼儿园师资还是园所管理，都体现出在这一时期幼儿园和家庭互相配合的发展趋势，逐步呈现出幼儿园和家庭并列发展的局面。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幼儿园面向全体幼儿，代替父母承担一部分保育幼儿的责任。《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幼儿园的任务之一是减轻母亲在育儿方面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冶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可见，1951年学制时期，我国幼儿园教育除了履行专门的保育儿童职责外，还要配合家庭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任务，这不完全是提升儿童保育质量层面的配合，更是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的配合关系。
第二，教养员要遵循使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密切配合的原则，“一方面应帮助家长正确地进行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应从幼儿家庭了解幼儿的环境、性格和家长对幼儿的要求，以便改进业务”。这体现了家园关系中教养员具有的主体性特，征。家园关系中教养员工作的关键词在于“积极主动”，要具有主动联络幼儿家庭、积极帮助家长的意识，在与家长互动的过程中了解幼儿的家庭状况，利用专业知识和素养引导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推动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趋向一致。
第三，在园所管理层面，园长要组织家长代表会。“幼儿园在可能的条件下，得组织家长代表会。其代表由家长会选出，每班一人至二人，任期一年。其任务为协助园长进行园舍修建、充实设备以及其他改进园务的工作。其决议由园长采择施行。”家长被邀请参与园所事务的管理，协助园长做好部分园务工作，这有助于家长对幼儿所处的环境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认识，也有利于家长和教师、园长进行沟通和交流。在这一时期，家长在家园关系中的主体性慢慢得到发展，教师与家长的“双主体性”在逐渐形成，幼儿园和家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局面逐渐形成。
1951年学制颁布时期，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经济建设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是最重要的任务。幼儿园教育为减轻家长负担而承担一部分家长的责任是由客观的政治、经济需要决定的。因此，1951年学制时期的学前教育更多沿袭了老解放区重视幼儿园教育福利性的功能——幼儿园为减轻家长负担而承担一部分责任。此时幼儿园和家庭的共同配合并非完全是教育意义上的，更多具有福利性质，以便家长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 五、关于促进家园关系发展的建议
1.家园关系应坚持家园共育的方向
不同的学制时期，对家庭或者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偏重，这反映了家庭和幼儿园在幼儿教育中确有其独特的作用。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地方，在家庭里面，人初次向社会生活迈进！”家庭教育帮助幼儿形成对世界、社会的初步认识，是幼儿性格雏形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幼儿入园前在家庭中的生活经历、行为习惯、获得的能力等对幼儿园的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家园共育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家园共育以幼儿园为主导。家长被动参与。在这种单边活动中，幼儿园和家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家长在更多情况下只是以旁观者或被动参与者的身份存在。这显然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的精神不符合。基于此种现实，平等地位中的家园共育有必要被倡议、被强调、被重视。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核心家庭数量迅速增多，多数家庭是4 2 1的家庭结构，家长格外关注幼儿的在园情况，加上近年来不断爆出的幼儿园虐童、校车安全事故等问题，幼儿园的社会形象受到了影响，家园关系变得微妙、紧张，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不安全感在增强。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在舆论环境如此不利的情形下，健全家长工作的各项制度、提高对家长工作的认识、积极与家长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家园双方同时存在着和对方沟通、合作的内在动力，促使家园共育成为必需，成为家园关系发展的方向。
2.教师应重视家长的作用，主动与家长沟通
壬戌学制以来，各种师范学校获得发展。幼儿园师资力量不断得到增强，专业性不断得到提高，幼儿园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对家园共育的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幼儿园家长工作的方式方法多样，常见的有家访、个别交谈、家庭联系本、电话或书信往来、家长会、科学育儿报告会、家长开放日、宣传栏等，这些家长工作促进了家长和幼儿园的交流。然而，日前的家园共育中的一些现象反映了教师对家长在家园共育中的作用不够重视。比如，有些幼儿园开展“家长教师”活动，邀请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以期既可以为幼儿提供更丰富多样的经验，又能够加强幼儿园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出发点很好。然而，这些“家长教师”活动往往有一个特点，活动由幼儿园教师设计和组织，家长只能按照已有的流程“表演”。这样的合作方式并未充分发挥家长应有的作用。这与教师不够信任家长、不够重视家长的作用有关。建议教师转变观念，尝试放权，让家长依据其行业素养自行设计和组织活动，教师可以提供建议，协助家长完成活动。又如，在家访中，有些教师对家长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不能以平等、尊重、合作的态度与家长沟通，而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家长，将家访变成了告状、谴责和说教，导致很多家长听闻家访而色变，这种情况明显不利于家园关系的良好发展。教师应该转变态度，提高对家园共育中家长作用的认识，将家访看成是了解幼儿、增进双方沟通、促进家园共育的好机会。在家访过程中，教师应如实告知家长幼儿的具体情况，聆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与家长共同探讨促进幼儿发展的对策。再如，在家长开放日中，家长参与活动的表现多为陪孩子一起游戏，一起比赛等，有些家长甚至漫无目的地度过了“幼儿园的半日游”。要提高家长开放日的有效性，教师应主动与家长交流，可以在活动开始前向家长发放幼儿行为观察表，告诉家长应该看什么、怎么看，引导家长按照观察表逐项观察幼儿的行为，做好记录。待活动结束后，家长可以明确了解幼儿的发展水平，然后由教师和家长一起商量对策，确定家园配合教育的方案。
3.引导家长多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积极与教师联系
我国学前家庭教育的历史悠久，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期间虽已存在学前公共教育机构。但是家庭教育始终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深刻影响到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式。教师需要思考如何转变家长不合理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素质，发挥家长在家园共育中的作用。
家庭教育一般重视幼儿智力因素的开发，非智力因素如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的发展容易被忽视。建议教师多方引导家长接受国家提倡的先进教育理念，了解幼儿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积极配合幼儿园的保育工作。教师还要为家长创造多种机会学习科学育儿知识。如果缺乏专业的育儿知识，家长在家园共育中容易处于被动地位。引导家长掌握更多的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是教师的责任，也是提高家长家园共育主动性的有效途径。目前，家长获取育儿信息的渠道十分丰富，可以登陆网络教育论坛、在线观看育儿专家的讲座视频、参加幼儿园的家长讲座、阅读育儿书籍和报刊等，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学前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学前教育学以及学前卫生学的基本知识，形成科学的育儿观念，掌握正确的育儿方法。教师可以为家长提供选择指南，帮助家长筛选。
拉近教师与家长的距离，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家园共育合力，能够有效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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