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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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引言:争论的原因何在? 劳动是价值的实体,价值源于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对此,我国经济学界人士异口同声,莫不一致。但是,“什么劳动决定价值”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分为两大派,即所谓“单独决定论派”和“共同决定论派”。前者认为,只有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价值,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影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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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引言:争论的原因何在? 劳动是价值的实体,价值源于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对此,我国经济学界人士异口同声,莫不一致。但是,“什么劳动决定价值”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分为两大派,即所谓“单独决定论派”和“共同决定论派”。前者认为,只有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价值,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影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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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金石文字,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到秦砖汉碑,以至六朝隋唐以来的墓志、摩崖、刻石、经幢铭文、造象题记等,迄于今己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来,汉字经过了多次重大演变。碑石文字呈现异常复杂的情况。碑志别体字诡异纷繁,往往使考文辨字者望而兴叹,给后人识读碑志带来诸多困难。 早在宋代,碑版别构字已成为文字学家的研究课题,这方面已有不少著作。本文拟通过自己在整理碑石文献中所辑录的部分碑志别体字,作一浅陋分析,以探索历代碑志别字纷繁的原因及其规律性,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人的本质不是科学的对象而属于哲学——美学范畴。流行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观在方法论上渊源于传统自然哲学和现代唯科学主义。恢复人的本质的主体性和价值性,不仅是重建当代实践论的人类学本体论的关键前提,也是现代哲学明确自身独特性质功能以摆脱尾随科学的贫困状态的一个途径。
<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坚持全面改革”是我们长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都迫切要求建立、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新观念,克服、破除阻碍其发展的旧观念。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世界的新发展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更新观念的重要意义。为了树立、发展新观念以促进改革开放,明确应该树立怎样的新观念,观念是怎样对实践发生作用的等问题是极为重要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正> 使用价值(效用)与价值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争议颇多的问题。在马克思以前,经济学说史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的观点: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把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从而认为价值完全取决于物品效用的大小,这就是庸俗的效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虽然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把价值的源泉正确地归结为人类劳动的耗费,但他却走到了另一极端,完全忽视了使用价值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对此,恩格斯评论说:“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
<正> 唐长安太极宫的九重垣阙里,庋藏着大量敕书档案的专业库房,就是位于广运门内的甲库。按宋朝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说,“甲”即敕甲,指文书档案的外封;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二也说甲库“正收藏奏钞之地”。甲库是唐王朝
<正> 法国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断言当代法国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没有完成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任务。中国的情形呢?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这样说,中国在权力观念体系方面,还没有开始推翻“清王朝”的“行为”。
<正> 宋高似孙认为《淮南子》一书“殆出于”《吕氏春秋》(见《吕氏春秋·附考》),此说虽有夸大之嫌,却道出了两书之间的承继关系。两书的共同点之一是对推类理论都有研究,那么《吕氏春秋》的推类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淮南子》的推类理论又包括哪些内容?在此问题上,后于《吕氏春秋》百年有余的《淮南子》继承了《吕氏春秋》哪些东西?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吕氏春秋》的推类理论?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考察。
<正> 审美场由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与时空环境三者组成。在这个立体、动态结构中,客体是审美信息的提供者即信源,主体是审美信息的接受者储存者和加工者,时空环境则是主客体进行信息交流的特定场合与范围,制约着这种交流活动。为了揭示审美场的整个运动规律和构成方式及特点,需要对主体、客体、时空环境三要素各自的功能作用和系统组织先作一简要的分析。
<正> 写作价值观由特定的文化心理铸造而成。它在写作文化中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因素:既脱胎于作为深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又强化着意识形态;既受制于主客体联系中介的思维方式,又作用于思维方式;既体现于精神产品的表达模式,又强化和引导着表达模式。 写作价值观主要由价值尺度、价值实践和价值评判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这三个要素肇生于三对特定的价值关系:特定的思想认识与写作本体的价值内涵融合,派生出特定时代的写作价值尺度;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特定的社会条件结合,形成特定类型的写作价值实践;特定的写作成品和特定的价值尺
<正> 抗战时期八路军于1940年所进行的百团战役(即百团大战),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它有过各种评论(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38—第242页)。一度说它是政治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符合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军事上是冒险主义,不惜血本同日本人拚命。在一个时期完全否认了它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这种论断被否定了,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的积极意义,赋予其一定的历史地位。但仍不放松批评,主要批评有三:其一,百团战役是出于对敌情判断错误和对蒋介石投降活动的疑惧而发动的,因而不合时宜;其二,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