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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的《兄弟》在思想主题上所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就在于荒诞性与非理性，具体表现在对暴力的极致宣泄、對情欲的狂欢放纵和对物质的狂热渴求这三个方面。这种现代性的特征正是余华先锋创作的体现，其形成是在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之下，由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结果。
关键词：余华;兄弟;现代性;荒诞性;非理性
20世纪的西方，在遭受了两次世纪大战的摧残以及科技飞速发展给人带来无限的压抑与异化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反传统的思想倾向——现代主义。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以马原、余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创作中深受其影响。他们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形成了中国文坛上别具一格的文学流派——先锋文学，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先锋作家，余华的作品无疑极具现代性的反传统特征，其长篇小说《兄弟》中最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就在于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荒诞性、非理性。
一、《兄弟》中的荒诞性与非理性特征
余华《兄弟》中最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文本的荒诞性与非理性上，集中体现在暴力、情欲、物质欲望这三个方面。在余华的笔下，人们对暴力、情欲以及物质的欲望从隐蔽地压抑走向公开地放纵。伴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一样天翻地覆，潜藏在个人内心中的欲望本能地爆发，但在非理性的发泄与纵欲之后，等待人们的似乎只有空虚。
（一）对暴力的极致宣泄
暴力与死亡的主题一直存在于余华的作品中，如《现实一种》中将暴力描写到了极致，《活着》将死亡写得趋向平静，而《兄弟》的上部也存在着人们对暴力的近乎变态的渴求。它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前后刘镇上一根重组的四口之家的故事。席卷一切的革命让人们对暴力的肆虐从看热闹式的冷酷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这种狂热的、反理性的暴力造成了人们生活的苦难与不幸。也正是由于畸形“革命”的要求，施暴与受难之间可以随时转化，这种荒诞的暴力发泄更加剧了人们归宿的悲剧性。
小说中暴力的顶点应该是宋凡平在车站被活活打死这一情节。“几根木棍迎面打来，宋凡平本能地举起右胳膊阻挡打来的木棍，木棍砸在了他的右胳膊上，让他觉得手臂的骨头仿佛断了似的疼痛”[1]124。面对毒打，他脱臼的左胳膊竟然神奇般地抬了起来，但此时的宋凡平面对整日的毒打与饥饿早已不能以一敌六，何况，他所面对的是六个“带红袖章的。宋凡平的“逃跑”正好给了他们发泄暴力欲望的借口，“折断后像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他的身体，捅进去以后又拔了出来，宋凡平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1]127。而真正荒诞的是，今天的受难者在前一天可能还是施暴集团中的一员。当孙伟甩着他那一头潇洒的长发，带着他的两个小跟班用扫堂腿将李光头和宋钢扫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满街乱跑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红袖章”的理发推子会深深地插进他的颈部，他动脉里的血会喷射出两米多高。当孙伟的父亲霸道地享用李光头兄弟俩为父亲准备的虾和酒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也会像宋凡平那样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受尽侮辱，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被残忍地杀死，他的妻子因此而发疯。他也一定想不到他会在当初关押宋凡平的仓库中用尽生命里所有的力气，绝望地将一颗铁钉活活砸进自己的脑袋。在暴力之下，“施暴者已经异化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武器，而受难者在无望的苦难中一个个离开”[2]。
余华以极细致的笔触、冷静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暴力的极致宣泄，而这种宣泄是建立在人们对理性完全抛弃的基础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似乎为这种暴力的宣泄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被狭隘的社会观念所禁锢，进而枉顾人性、漠视生命。笔者认为，这背后是余华对人类劣根性的控诉以及对那个荒诞年代的反思。
（二）对情欲的狂欢放纵
在《兄弟》中，余华用荒诞的手法揭示了人们对性欲的渴望。对于作为本能的性欲，人们最初的态度是压抑与隐晦，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金钱时代的到来，人们抛弃了心中最后那一块遮羞布。“对于心中的情欲欲望，人们不再避讳，而是走向了公开，甚至是放纵”[3]，最后形成了一种全民式的狂欢。可这狂欢的背后终究还是人们心灵的空虚与理性的匮乏，狂欢过后，人们终将自食恶果。
小说中，李光头可以说是情欲的代表，从小他就有无数的“风流韵事”：拿林红屁股的秘密换来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每天都跟刘镇的电线杆“谈恋爱”……随着金钱与权力对人类世界的不断席卷，人们逐渐将道德搁置，作为本能的情欲被逐渐放纵。当李光头成为刘镇的超级巨富之后，他“不仅睡了我们刘镇的女人，还睡了全国各地的女人，睡了港澳台及海外的女人，就是外国女人他也睡过十多个”[1]457。想当年，在刘镇睡了一个女人那就必须娶她，为她的一辈子负责，刘作家就是如此，可是如今，李光头睡了那么多女人非但没有受到道德的谴责，反而成为了他身份的象征，可谓荒唐至极。当然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30多个孩子的母亲与他对簿公堂，原因是李光头不认自己的亲生孩子。但对此，李光头却说，虱子多了不怕咬。在开庭的那天，李光头西装革履，胸前还戴着一朵小红花，他像个新郎似的笑呵呵地从人群里走进了法庭，他在法庭上听了那些女人两个小时的陈述之后，终于厌倦了，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结扎手术病历。群众“一片愕然，几分钟的寂静之后，法庭里爆发出了哄堂大笑”[1]626，那30多个女人个个目瞪口呆。后来，李光头为了满足自己的处女情结，也为了让自己成为“一根骨头”，举办了全国处美人大赛，而这也让卖处女膜的江湖骗子周游发了一笔大财。大赛拉开帷幕，三千处美人穿着三点式比基尼站成一排，刘镇的男人全体出动去揩油。最终比赛的结果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一次性买了十片处女膜的人、一个荡妇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而十个评委全部都肾虚肾亏了。所谓的处美人大赛没能满足李光头的处女情结，最终他将目标转向了林红——他相依为命的兄弟宋钢的妻子。当宋钢在外辛苦打拼时，林红上了李光头的床。当宋钢回家时，做完处女膜修复手术的林红正与李光头翻云覆雨，最终宋钢选择了以死亡来成全自己的兄弟与爱人——李光头失去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真正的精神支柱，而林红最终了也成了一群小姐的领头人——林姐。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这已经不单是余华赋予他们的命运，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余华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4]19也许在预知最终结局的前提下，李光头和林红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他们的命运也会完全不同。但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单程旅行，人们有选择的权力，却不会有后悔的机会。在现实面前，人们每走一步，不过离荒诞虚无的深渊又进了一步而已。 （三）对物质享受的狂热渴求
对于物质享受的欲望大概人皆有之，《兄弟》这部小说将人的物质欲望描写得极其夸张，既荒谬又真实。从物质匮乏年代人们简单的温饱愿望，到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众淘金热下人们对于的物质——也可以称为是对于金钱——愈来愈大的欲望，直至人们的欲望逐渐走向扭曲与荒谬。对物质亦或是对金钱的欲望在让人们得到享受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从前的宁静与朴实。有人说李光头与宋钢代表着相反的两极：李光头狡猾奸诈，喜欢金钱、天才和女人;宋钢温文儒雅，书生气十足。得与失之间，孰轻孰重，人们终将在自己血淋淋的生活中得到答案。
在小说中，大步流星的经济发展速度，使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与欲望不再仅限于温饱，而是不断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与满足。例如，李光头与宋钢在第一次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人民饭店吃一碗热气蒸腾的阳春面，之后便一起去张裁缝的铺子定做中山装，接着就是去给宋钢配眼镜。而在李光头当上福利厂的厂长之后，两人再进人民饭店就不是吃阳春面而是三鲜面了。不仅如此，宋钢还为李光头买了一双有身份的人才会穿的亮闪闪的黑皮鞋，织了一件有远大前程船的毛衣。当上厂长之后，李光头也开始了对林红的疯狂追求。下半部中李光头的创业史最能体现人们的物质欲望。李光头到童铁匠那去筹集创业基金的时候，他再三提醒童铁匠，他带着14个瘸傻瞎聋一年都能挣几十万，要是带上140个、1400个健全人，里面要是像炒菜撒上味精那样，再撒些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进去，那就不知道能挣多少钱了。童铁匠动心了，于是李光头就顺利得到了4000元的创业基金，之后他又在张裁缝、小关剪刀、余拔牙和王冰棍那得到了一共3500元，以及苏妈口头上的1500元，很明显此时的童张关余王苏，尤其是李光头对物质有着更大的欲望与野心。随着李光头事业的不断扩大，刘镇最豪华的餐馆、最气派的澡堂、最大的购物广场都是李光头开的，“李光头为我们刘镇群众从吃到穿、从住到用、从生到死，提供了托拉斯一条龙服务”[1]632而李光头还不满足，有了钱之后他又想成为能被所有人关注的“一根骨头”，于是便有了全国处美人大赛。
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与社会的快速变化，人们的生活好像少了几分艰苦岁月里的充实与快乐，而“多了几分空虚与寂寞，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空虚，对于物质的欲望也不断走向荒谬”[5]。在跨世纪的荒谬与空虚之中，人们渐渐忘记了从前的经历与追求，而这也导致了人们自我的不断丧失与心灵的逐渐异化。
二、余华小说中现代性的根源
（一）经济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在不断地融合，并不断地相互借鉴吸收。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为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传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大量的国外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而这对本身就热爱阅读的余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余华从对传统经典作品的阅读转向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作品，“那个时候，我正在努力地学习川端的一些方式，可越写到最后我心里越难受，就是呼吸都困难，有一种越写越找不到自己应该写什么的时候的感觉是最难受的”[6]。而就在这时，卡夫卡的作品被翻译了过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卡夫卡……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我大吃一惊。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7]。很明显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卡夫卡对余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经济文化与世界的接轨取得了飞速发展，某些地区甚至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接近，这使得现代性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与本土化的实践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资本逐渐统治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了一切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文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余华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有些作家误以为是作家创造了读者，其实相反，是读者创造了作家……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阅读趣味必然发生变化。”将读者纳入创作的过程是市场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作家在向现代性的转变或者妥协的过程。
（二）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倒台，文学话语权被放宽，人们的创作热情不断上升，书写“文化大革命”的伤害的“伤痕文学”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后，应市场化的要求，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制进一步放宽，文学也被纳入到经济市场中去。在伤痕文学的启蒙下，人们开始对历史、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艺术创作观念也逐渐多元化，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纷纷出现。在不断的思想启蒙中，基于文学话语权的自由化，先锋作家以对传统反叛的精神，在思想和形式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余华也不例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资本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了一切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金钱与权力诱惑，欲望不断地膨胀，人性变得更加复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碰撞逐渐增多。在高速化的生活中，当代人不再对世界的祛魅化、政府和企业对大自然的蹂躏以及对人的压榨和异化等现象而心忧，也不再因为这些现象而产生对渺茫未来的担忧，因为这些在当代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下，人们很少再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感似乎在逐渐消失。这种历史感的缺失所带来的是所谓集体性、民族性与荣誉感甚至认同感的消解，而这些特殊的社会背景都给作家以更多的创作视角。
（三）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
全球化为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多元化也带来了现代性的焦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扩张，使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社会逐渐盛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多元化使其进一步普遍化，而这严重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抨击。在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不断碰撞之中，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性在不断发展，而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一直是反传统的现代性的践行者。
（四）余华自身的因素
余华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说他和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4]23，而他在成年后又做了五年牙医.当他放弃原来的职业时，正是中国文学的解禁时期。他在早期的生活中看过太多血淋淋的东西，因此他的作品中也充斥着大量的“鲜血”“死亡”等反传统的意象。余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所接受的现代思潮与他自身的经历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特色的先锋写作风格。
三、结语
總之，在余华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对暴力、死亡、情欲等极致荒诞的追求的描写，这是他的先锋写作风格的体现，同样也是其创作中现代性的体现，《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余华创作中的这种特征也有其形成的特殊的背景因素。分析余华创作的这种特殊性，对于研究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王素婕.狂欢化叙事背后的多重主题——品读余华《兄弟》[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1）：72-73.
[3]裴柱爱.余华的《兄弟》解读[D].上海：复旦大学，2008.
[4] 吴虹飞，李鹏.余华 争议不是坏事[J].南方人物周刊，2006.
[5]蒋杰.现实生活个体生存状态的探索——余华《兄弟》的主题解读[J].阅读与写作，2006（1）.
[6]余华.说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7]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91.
关键词：余华;兄弟;现代性;荒诞性;非理性
20世纪的西方，在遭受了两次世纪大战的摧残以及科技飞速发展给人带来无限的压抑与异化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反传统的思想倾向——现代主义。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以马原、余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创作中深受其影响。他们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形成了中国文坛上别具一格的文学流派——先锋文学，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先锋作家，余华的作品无疑极具现代性的反传统特征，其长篇小说《兄弟》中最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就在于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荒诞性、非理性。
一、《兄弟》中的荒诞性与非理性特征
余华《兄弟》中最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文本的荒诞性与非理性上，集中体现在暴力、情欲、物质欲望这三个方面。在余华的笔下，人们对暴力、情欲以及物质的欲望从隐蔽地压抑走向公开地放纵。伴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一样天翻地覆，潜藏在个人内心中的欲望本能地爆发，但在非理性的发泄与纵欲之后，等待人们的似乎只有空虚。
（一）对暴力的极致宣泄
暴力与死亡的主题一直存在于余华的作品中，如《现实一种》中将暴力描写到了极致，《活着》将死亡写得趋向平静，而《兄弟》的上部也存在着人们对暴力的近乎变态的渴求。它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前后刘镇上一根重组的四口之家的故事。席卷一切的革命让人们对暴力的肆虐从看热闹式的冷酷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这种狂热的、反理性的暴力造成了人们生活的苦难与不幸。也正是由于畸形“革命”的要求，施暴与受难之间可以随时转化，这种荒诞的暴力发泄更加剧了人们归宿的悲剧性。
小说中暴力的顶点应该是宋凡平在车站被活活打死这一情节。“几根木棍迎面打来，宋凡平本能地举起右胳膊阻挡打来的木棍，木棍砸在了他的右胳膊上，让他觉得手臂的骨头仿佛断了似的疼痛”[1]124。面对毒打，他脱臼的左胳膊竟然神奇般地抬了起来，但此时的宋凡平面对整日的毒打与饥饿早已不能以一敌六，何况，他所面对的是六个“带红袖章的。宋凡平的“逃跑”正好给了他们发泄暴力欲望的借口，“折断后像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他的身体，捅进去以后又拔了出来，宋凡平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1]127。而真正荒诞的是，今天的受难者在前一天可能还是施暴集团中的一员。当孙伟甩着他那一头潇洒的长发，带着他的两个小跟班用扫堂腿将李光头和宋钢扫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满街乱跑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红袖章”的理发推子会深深地插进他的颈部，他动脉里的血会喷射出两米多高。当孙伟的父亲霸道地享用李光头兄弟俩为父亲准备的虾和酒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也会像宋凡平那样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受尽侮辱，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被残忍地杀死，他的妻子因此而发疯。他也一定想不到他会在当初关押宋凡平的仓库中用尽生命里所有的力气，绝望地将一颗铁钉活活砸进自己的脑袋。在暴力之下，“施暴者已经异化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武器，而受难者在无望的苦难中一个个离开”[2]。
余华以极细致的笔触、冷静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暴力的极致宣泄，而这种宣泄是建立在人们对理性完全抛弃的基础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似乎为这种暴力的宣泄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被狭隘的社会观念所禁锢，进而枉顾人性、漠视生命。笔者认为，这背后是余华对人类劣根性的控诉以及对那个荒诞年代的反思。
（二）对情欲的狂欢放纵
在《兄弟》中，余华用荒诞的手法揭示了人们对性欲的渴望。对于作为本能的性欲，人们最初的态度是压抑与隐晦，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金钱时代的到来，人们抛弃了心中最后那一块遮羞布。“对于心中的情欲欲望，人们不再避讳，而是走向了公开，甚至是放纵”[3]，最后形成了一种全民式的狂欢。可这狂欢的背后终究还是人们心灵的空虚与理性的匮乏，狂欢过后，人们终将自食恶果。
小说中，李光头可以说是情欲的代表，从小他就有无数的“风流韵事”：拿林红屁股的秘密换来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每天都跟刘镇的电线杆“谈恋爱”……随着金钱与权力对人类世界的不断席卷，人们逐渐将道德搁置，作为本能的情欲被逐渐放纵。当李光头成为刘镇的超级巨富之后，他“不仅睡了我们刘镇的女人，还睡了全国各地的女人，睡了港澳台及海外的女人，就是外国女人他也睡过十多个”[1]457。想当年，在刘镇睡了一个女人那就必须娶她，为她的一辈子负责，刘作家就是如此，可是如今，李光头睡了那么多女人非但没有受到道德的谴责，反而成为了他身份的象征，可谓荒唐至极。当然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30多个孩子的母亲与他对簿公堂，原因是李光头不认自己的亲生孩子。但对此，李光头却说，虱子多了不怕咬。在开庭的那天，李光头西装革履，胸前还戴着一朵小红花，他像个新郎似的笑呵呵地从人群里走进了法庭，他在法庭上听了那些女人两个小时的陈述之后，终于厌倦了，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结扎手术病历。群众“一片愕然，几分钟的寂静之后，法庭里爆发出了哄堂大笑”[1]626，那30多个女人个个目瞪口呆。后来，李光头为了满足自己的处女情结，也为了让自己成为“一根骨头”，举办了全国处美人大赛，而这也让卖处女膜的江湖骗子周游发了一笔大财。大赛拉开帷幕，三千处美人穿着三点式比基尼站成一排，刘镇的男人全体出动去揩油。最终比赛的结果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一次性买了十片处女膜的人、一个荡妇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而十个评委全部都肾虚肾亏了。所谓的处美人大赛没能满足李光头的处女情结，最终他将目标转向了林红——他相依为命的兄弟宋钢的妻子。当宋钢在外辛苦打拼时，林红上了李光头的床。当宋钢回家时，做完处女膜修复手术的林红正与李光头翻云覆雨，最终宋钢选择了以死亡来成全自己的兄弟与爱人——李光头失去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真正的精神支柱，而林红最终了也成了一群小姐的领头人——林姐。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这已经不单是余华赋予他们的命运，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余华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4]19也许在预知最终结局的前提下，李光头和林红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他们的命运也会完全不同。但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单程旅行，人们有选择的权力，却不会有后悔的机会。在现实面前，人们每走一步，不过离荒诞虚无的深渊又进了一步而已。 （三）对物质享受的狂热渴求
对于物质享受的欲望大概人皆有之，《兄弟》这部小说将人的物质欲望描写得极其夸张，既荒谬又真实。从物质匮乏年代人们简单的温饱愿望，到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众淘金热下人们对于的物质——也可以称为是对于金钱——愈来愈大的欲望，直至人们的欲望逐渐走向扭曲与荒谬。对物质亦或是对金钱的欲望在让人们得到享受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从前的宁静与朴实。有人说李光头与宋钢代表着相反的两极：李光头狡猾奸诈，喜欢金钱、天才和女人;宋钢温文儒雅，书生气十足。得与失之间，孰轻孰重，人们终将在自己血淋淋的生活中得到答案。
在小说中，大步流星的经济发展速度，使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与欲望不再仅限于温饱，而是不断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与满足。例如，李光头与宋钢在第一次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人民饭店吃一碗热气蒸腾的阳春面，之后便一起去张裁缝的铺子定做中山装，接着就是去给宋钢配眼镜。而在李光头当上福利厂的厂长之后，两人再进人民饭店就不是吃阳春面而是三鲜面了。不仅如此，宋钢还为李光头买了一双有身份的人才会穿的亮闪闪的黑皮鞋，织了一件有远大前程船的毛衣。当上厂长之后，李光头也开始了对林红的疯狂追求。下半部中李光头的创业史最能体现人们的物质欲望。李光头到童铁匠那去筹集创业基金的时候，他再三提醒童铁匠，他带着14个瘸傻瞎聋一年都能挣几十万，要是带上140个、1400个健全人，里面要是像炒菜撒上味精那样，再撒些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进去，那就不知道能挣多少钱了。童铁匠动心了，于是李光头就顺利得到了4000元的创业基金，之后他又在张裁缝、小关剪刀、余拔牙和王冰棍那得到了一共3500元，以及苏妈口头上的1500元，很明显此时的童张关余王苏，尤其是李光头对物质有着更大的欲望与野心。随着李光头事业的不断扩大，刘镇最豪华的餐馆、最气派的澡堂、最大的购物广场都是李光头开的，“李光头为我们刘镇群众从吃到穿、从住到用、从生到死，提供了托拉斯一条龙服务”[1]632而李光头还不满足，有了钱之后他又想成为能被所有人关注的“一根骨头”，于是便有了全国处美人大赛。
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与社会的快速变化，人们的生活好像少了几分艰苦岁月里的充实与快乐，而“多了几分空虚与寂寞，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空虚，对于物质的欲望也不断走向荒谬”[5]。在跨世纪的荒谬与空虚之中，人们渐渐忘记了从前的经历与追求，而这也导致了人们自我的不断丧失与心灵的逐渐异化。
二、余华小说中现代性的根源
（一）经济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在不断地融合，并不断地相互借鉴吸收。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为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传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大量的国外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而这对本身就热爱阅读的余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余华从对传统经典作品的阅读转向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作品，“那个时候，我正在努力地学习川端的一些方式，可越写到最后我心里越难受，就是呼吸都困难，有一种越写越找不到自己应该写什么的时候的感觉是最难受的”[6]。而就在这时，卡夫卡的作品被翻译了过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卡夫卡……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我大吃一惊。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7]。很明显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卡夫卡对余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经济文化与世界的接轨取得了飞速发展，某些地区甚至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接近，这使得现代性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与本土化的实践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资本逐渐统治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了一切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文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余华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有些作家误以为是作家创造了读者，其实相反，是读者创造了作家……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阅读趣味必然发生变化。”将读者纳入创作的过程是市场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作家在向现代性的转变或者妥协的过程。
（二）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倒台，文学话语权被放宽，人们的创作热情不断上升，书写“文化大革命”的伤害的“伤痕文学”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后，应市场化的要求，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制进一步放宽，文学也被纳入到经济市场中去。在伤痕文学的启蒙下，人们开始对历史、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艺术创作观念也逐渐多元化，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纷纷出现。在不断的思想启蒙中，基于文学话语权的自由化，先锋作家以对传统反叛的精神，在思想和形式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余华也不例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资本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了一切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商品化。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金钱与权力诱惑，欲望不断地膨胀，人性变得更加复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碰撞逐渐增多。在高速化的生活中，当代人不再对世界的祛魅化、政府和企业对大自然的蹂躏以及对人的压榨和异化等现象而心忧，也不再因为这些现象而产生对渺茫未来的担忧，因为这些在当代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下，人们很少再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感似乎在逐渐消失。这种历史感的缺失所带来的是所谓集体性、民族性与荣誉感甚至认同感的消解，而这些特殊的社会背景都给作家以更多的创作视角。
（三）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
全球化为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多元化也带来了现代性的焦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扩张，使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社会逐渐盛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多元化使其进一步普遍化，而这严重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抨击。在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不断碰撞之中，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性在不断发展，而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一直是反传统的现代性的践行者。
（四）余华自身的因素
余华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说他和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4]23，而他在成年后又做了五年牙医.当他放弃原来的职业时，正是中国文学的解禁时期。他在早期的生活中看过太多血淋淋的东西，因此他的作品中也充斥着大量的“鲜血”“死亡”等反传统的意象。余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所接受的现代思潮与他自身的经历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特色的先锋写作风格。
三、结语
總之，在余华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对暴力、死亡、情欲等极致荒诞的追求的描写，这是他的先锋写作风格的体现，同样也是其创作中现代性的体现，《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余华创作中的这种特征也有其形成的特殊的背景因素。分析余华创作的这种特殊性，对于研究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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