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连带责任诞生后,其最受质疑的地方在于:侵权人可能会因为其他侵权人的免责情形甚至无力清偿的情况而最终承受超过自身份额的责任。在责任程度较轻的情形下,为实现整体正义,法律侧重保护无辜的受害人是合理的。但在证券法领域,中介机构因为虚假陈述而承担连带责任后,往往会面临天价的赔偿。若中介机构不能偿付或向其他侵权行为人求偿不能,其面临破产的风险是极为巨大的。据此,“中安科”案二审改变了一审判决中介机构承担全部连带赔偿的判决结果,判决中介机构承担部分连带责任,似乎创造性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但其遗留的问题是,部分连带责任的适用基础为何,有无理论支撑?在已有研究中,中介机构与委托人皆故意虚假陈述的,适用连带责任并无太大争议。但实际上,更常见的情形是委托人故意而中介机构过失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中介机构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的争议颇大,且并无明显占优的观点。如此,部分连带责任的提出更像是双方妥协的结果。而无论是从司法判决还是理论研究来看,部分连带责任都有望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以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案件下的部分连带责任作为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安科”案的判决结果为引,介绍司法实务出现肯定部分连带责任的情形。以此提出本文想讨论的问题,即中介机构承担部分连带责任的适用基础为何?有无理论支撑?第二部分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司法裁判和理论争议,概述各界对中介机构责任形式的争议。第三部分通过探究中介机构虚假陈述的行为性质、理论基础、法律基础论证适用部分连带责任的正当性。第四部分在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三种部分连带责任的可能适用路径中探究中介机构的适用空间,得出中介机构部分连带责任本质上是客观关联共同下限制连带责任的观点。第五部分在前一部分结论的基础上,评析了目前司法界通过原因力与过错程度两个维度以实现部分连带责任具体化的合理性,并建议参考美国的“门槛”与“深度”规则进行修正。最终,本文认为,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案件下,部分连带责任具有适用空间,但仅限制在客观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至于主观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直接适用我国传统的连带责任规则即可。而部分连带责任的“部分”如何具体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肯定当前司法界运用原因力和过错程度的方式,但具体操作时应当进行部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