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受到重创，致使全球经济在之后很多年都一蹶不振。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紧急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刺激经济。然而，经济萧条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普遍蔓延（金雪军等，2014），政府的积极作为在促进经济缓慢复苏的同时，也极易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强烈的逆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下降，在经济衰退时上升（Scotti,2013;Jurado et al.,2015），并且在经济衰退时发挥“放大镜”功能，加深宏观经济波动对投资、就业、消费等的负面影响。而在微观层面，由于企业生存极为依赖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深刻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发展与财务决策，从而改变企业行为。现有研究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差，融资约束收紧，企业会减少投资、并购等活动，并增加现金持有（Julio&Yook,2012;Bordo et al.,2016）。这些积极的财务决策调整将帮助企业最大限度的避免内外部风险叠加产生的不利影响。
　　股利政策作为与企业投融资决策并列的三大财务决策之一，与投融资决策联系密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对于投融资策略的调整势必也会影响其股利政策。除此以外，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将面临严重的委托代理成本。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提高投资者对于现金股利的需求，这些因素都将进一步对企业股利政策产生影响。股利分红作为投资者获取回报的重要方式，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会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2007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上市公司提高现金股利支付概率和支付水平。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企业间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1）民营企业，尤其是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会更大幅度的提高股利支付概率和水平；（2）成熟型企业相比于成长型企业会更大幅度的提高股利支付概率和水平；（3）地处中心城市的企业相比于地处非中心城市的企业会更大幅度提高股利支付概率和水平。这种异质性主要来自于不同类型企业在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支付能力、治理水平、经济动机等方面的差异。
　　进一步的，本文还从增长机会、代理成本以及投资者股利需求三个方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股利政策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致使企业外部环境恶化，增长机会减少，成长性降低；（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委托代理成本，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内部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代理成本；（3）从投资者角度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了其获取未来投资收益的风险，投资者对于现金股利的需求增加，企业为了迎合投资者的这种需求，也会增加现金股利支付。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首先考虑到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随后还通过控制宏观经济状况、进行时间层面聚类分析、替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变更估计方法、剔除特殊年份样本等方式再次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最后，本文总结了研究结论，并从监管者、企业和投资者角度提出建议。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对企业股利政策展开研究，同时考虑到不同企业特征对结果所产生的差异，并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也进行了实证和理论分析，从而弥补了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对之后的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有益参考。并且，股利政策意义深远，制定恰当的股利政策既是上市公司践行受托责任观念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的研究内容对于指导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行为以及政府部门股利监管制度的完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