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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加强金融监管一直是各国重点关注的话题。随着金融监管趋严以及监管标准的不断提高,违法违规或许会为商业银行带来收入,但也会因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自2016年开始,中国银保监会开始公布从成立以来对银行业违规乱象的行政处罚决定。基于此,中国监管执法行动的效果如何?行政处罚对商业银行业绩有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是否会因为银行类型的不同而使得违规处罚的效果有所不同?以上问题都值得去探索研究,对于今后预防商业银行不当行为,增强中国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133家商业银行2008年至2018年的财务数据,结合银监会披露的银行业监管信息,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探讨违规处罚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动态影响,并检验银行不良贷款率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文章首先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概念界定,并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对银行监管和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其次,在对“处罚-不良贷款率-绩效”三个变量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研究模型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系统GMM估计考察违规处罚的实施强度对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地,将全样本银行划分为不同类型子样本,总结实证结果的差异性;接下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中介作用;最后,归纳实证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因果识别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违规处罚与银行业绩效显著负相关。(2)违规处罚与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3)不良贷款率在违规处罚对银行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罚得多是因为管理乱,而管理乱的银行不仅是违规多的银行,也大多是盈利差的银行,即罚金的“管理效应”。(4)违规处罚与银行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中表现出差异性。相对来讲,处罚对非上市银行影响更大,对农商行的影响不显著,对东部区域的银行影响更显著。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针对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本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充分发挥监管处罚的警示作用,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第二,探索差异化违规处罚制度,提升监管的效率。第三,建立合理的内部治理制度和外部监管处罚相结合的机制。
本文基于133家商业银行2008年至2018年的财务数据,结合银监会披露的银行业监管信息,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探讨违规处罚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动态影响,并检验银行不良贷款率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文章首先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概念界定,并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对银行监管和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其次,在对“处罚-不良贷款率-绩效”三个变量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研究模型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系统GMM估计考察违规处罚的实施强度对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地,将全样本银行划分为不同类型子样本,总结实证结果的差异性;接下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中介作用;最后,归纳实证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因果识别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违规处罚与银行业绩效显著负相关。(2)违规处罚与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3)不良贷款率在违规处罚对银行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罚得多是因为管理乱,而管理乱的银行不仅是违规多的银行,也大多是盈利差的银行,即罚金的“管理效应”。(4)违规处罚与银行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中表现出差异性。相对来讲,处罚对非上市银行影响更大,对农商行的影响不显著,对东部区域的银行影响更显著。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针对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本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充分发挥监管处罚的警示作用,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发展。第二,探索差异化违规处罚制度,提升监管的效率。第三,建立合理的内部治理制度和外部监管处罚相结合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