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加强对企业资产负债的监督和管理，中国相关机构陆续出台了多项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引导企业主动进行资产负债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资本结构问题一直都是公司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动态权衡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在动态面板数据方面的不断发展，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和相关模型逐渐建立起来，关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之一。根据动态权衡理论，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司在偏离最优资本结构时不会立即将其调整到目标水平上来，而是进行部分调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公司确实存在将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进行调整的特性，而且这种调整速度受到公司规模、成长性等公司特征变量的影响，也受宏观经济状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对企业所能通过各种融资方式获得资金的状况的衡量，是否也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如果存在显著影响的话，银行竞争作为反映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之一，是否会对社会融资规模与资本结构调整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呢？这是本文主要进行考察和探讨的问题。本文选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结合期间中国各地区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及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采用GMM估计法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间的关系，并考察银行竞争对这两者间关系的影响。
　　首先，本文结合动态权衡理论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对上市公司而言，当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所提供的资金总量增加，即社会上流动的资金总量提高时，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环境较为宽松，所受到的外部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所需要付出的调整成本降低，公司趋向目标资本结构进行动态调整的速度提高，因此，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会加快公司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另一方面，银行作为资金从供给方流向资金需求方的重要媒介，在社会融资规模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银行业竞争加剧时，银行的垄断和议价能力降低，向公司提供融资的意愿加强、费用降低，促进了资金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的融通，从而加强了社会融资规模对公司进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促进作用。
　　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手工收集的全国各省所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构建赫芬达尔指数作为银行竞争的替代指标，利用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银行竞争、社会融资规模以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回归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银行竞争对这种关系具有正向加强作用，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1）相较于国有企业，银行竞争对社会融资规模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间关系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强烈；（2）银行竞争越激烈，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越是加快了融资约束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但是社会融资规模与受融资约束较少的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间的关系不受银行竞争的影响；（3）相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银行竞争在西部地区对社会融资规模加快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本文从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供给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间的关系，并引入银行竞争考察其对这一关系的影响，丰富了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拓展了对社会融资规模这一中国特有统计指标的研究。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公司进行资本结构调整、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了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