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作为“王言”载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体现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与文景时期政治制度、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诏令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故而诏令从起草到颁发施行均有严格的流程规定以确保其准确传达皇帝的命令。
　　文景时期诏令由侍御史负责起草，此时尚书只是负责传递文书的微末官职。虽有诏令起草部门，但从诏令用词、语气分析可知文帝诏令多为自作。诏令体式在文帝时期也有发展，“策问”这一新的诏令体式是文帝首先使用的。文景时期诏令内容涵盖广泛，可分为求贤、灾异、振贷、封赏赦宥、和亲等多种类型。文景时期，国家制度条令均有待完善，诏令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体现，在政治、民生方面均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政治上，诏令于内可平衡帝王与朝臣关系，应对诸侯国势力，于外可维持与匈奴的和平关系。在民生上，文景时期频发劝农诏，极大地提高了百姓的务农积极性，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文景时期律令条文仍不完善，秦朝律令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而文景时期使用诏令更改旧律，增补新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秦律的不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诏令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的集中体现，从文景时期诏令能够看到此时的统治思想并非仅是黄老思想。文帝曾颁发诏令扶持儒学复兴，景帝即位之初便颁发礼乐诏令，重视礼乐教化作用。七国之乱后，景帝更是频发诏令削弱诸侯国力量，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强调等级秩序，可见儒家思想在文景时期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更是被文景时期君民一致推崇，文帝景帝多次颁发诏令提倡尊老爱老，进一步推动孝文化传播。
　　文景时期诏令在文学史上地位颇高，得到历代文学评论家的认可，其文学价值毋庸置疑。相比较与高祖时期诏令，文景时期诏令文辞典雅、句式整齐，且具有较成熟的诏令写作模式。文帝诏令更是因其情感真挚，体现着文帝悲天悯人、谨慎谦卑、以德化人的人性光辉而备受青睐，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