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实现历史性突破,对外投资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占全球的比重提升到9.9%,并且首次超过同年吸引外资金额,使得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投资大国。中国对外投资的飞速增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国家层面上,自2001年,中国首次将“走出去”战略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以来,陆续推出了许多区域合作战略与之配合,2013年以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体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是将中国对外投资引入了新一轮的高潮;在行业层面上,2006年,中国政府推出了《境外投资产业指导名录》,明确将部分行业归为鼓励对外投资的行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引导;在企业层面上,进行OFDI的企业有机会获得政府额外的补贴与税收等政策优惠。而根据对外投资的相关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是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基于资源观的逆向投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直接对外投资,可以获得先进技术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而制度理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战略需求,进行OFDI后可以获得额外的政府支持和补贴,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金,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寻补贴”目标达到而抑制创新动力。那么,中国政府在行业层面的支持和引导,以及企业层面的直接补贴,是否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作用?若起到了作用,那么在不同企业之间,作用机理又存在哪些差异?为此,本文基于资源观与制度观的双重视角,构建了企业OFDI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着重关注政府在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的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异质性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使用1998-2013年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及PSM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1)企业OFDI对于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行业支持对于企业OFDI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增强调节,即政府的行业引导与支持,对归属于这些行业中的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适度的政府补贴对于企业OFDI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增强调节作用,即适度的政府补贴区间内,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政府补贴强度越大,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越高;(4)不同企业异质性下,政府的行业支持与企业层面的补贴对于OFDI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与国有企业相比,政府行业支持与适度的补贴对OFDI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增强调节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企业政治关联越低,政府行业支持与适度的补贴对OFDI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增强越明显;对于技术落后的企业而言,政府行业支持与政府补贴对企业OFDI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了减弱调节作用,而对于技术领先企业而言,政府行业支持与适度的补贴对企业OFDI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了增强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政府在制定OFDI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继续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扩充与完善对外投资行业引导。充分发挥政府行业政策对于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2)对OFDI企业进行适度的政府补贴,发挥适度补贴对于OFDI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3)制定政策的同时,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隶属层级较高的企业制定相关的目标要求激发其创新动力。(4)对企业进行补贴时需要对技术水平等提出要求,谨防企业“寻补贴”的现象。针对技术落后企业存在的“寻补贴”现象,政府部门应该对OFDI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技术水平提出门槛条件,保证政府补贴能达到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