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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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实现全面开放和推动全球再平衡而推出的重大战略举措。自该倡议提出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呈现持续提升之势。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滞,政局动荡多变,社会冲突频发,地缘政治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重叠,沿线投资项目遇挫的案例时有发生。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系统》数据显示,2013-2020年五月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问题交易项目为78个,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问题交易项目总数的43.8%。众多问题交易项目暴露出我国投资者缺乏对投资风险的正确识别和预警,投资充满盲目性,风险管控措施也相对滞后的问题。因此,做好风险识别和评估工作,是有效规避风险的前提和保障,同时也是开展投资研究工作的关键一步。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沿线国家国情特点及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从各大国际数据库中搜集整理各风险指标2018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资源禀赋风险及双边关系风险六个维度39个风险指标在内的风险体系,随后采用“FSRNCA-熵权TOPSIS-FCM”方法对各国的投资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伊拉克的投资风险居于首位,而新加坡在沿线国家中投资风险最低。按照风险等级划分,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乌克兰、伊朗4国处于高风险区;约旦、土耳其、印度、吉尔吉斯斯坦等13国处于较高风险区;蒙古、巴基斯坦、拉脱维亚等14国处于中等风险区;爱沙尼亚、马来西亚、文莱等13国处于较低风险区;新加坡、波兰等7国处于低风险区。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跨度较大,高风险国家风险值明显高于低风险国家,各国之间投资风险存在较大差异性。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投资风险特征明显:西亚北非地区投资风险呈两极分化趋势,且风险普遍较高;中亚地区投资风险分布最为集中,各国皆处于五类风险区域中的较高风险区;东南亚地区投资风险相对集中,且各国风险水平较低;中东欧地区、南亚地区投资风险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大部分国家处于中等偏低的风险水平。本文创新点:(1)基于多角度、系统性的原则,从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资源禀赋风险及双边关系风险六个维度识别风险因素,较为全面的综合了具有代表性的六个维度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避免了风险的割裂研究。(2)将“FSRNCA-熵权TOPSIS-FCM”方法引入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领域,增强了评价的针对性、客观性及完整性。(3)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及当今世界发展形势,将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妇女在国际会议中所占席位、自然资源租金占GDP 比重等指标纳入风险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更具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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