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是公共池塘资源的重要载体,而公共池塘资源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价值。因此,利用好公共池塘资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社会存在着各种传统因素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其与诸如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会对农村个人和群体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与生活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中国农村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无法避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如法理性产权与农民的认知性产权之间的矛盾,但正式制度是乡村社会也必须遵从的。这意味奥斯特罗姆所提出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治理模式会在中国农村遭遇水土不服。而村集体（村委）作为基层治理的代理人和农村社会的当家人,其在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和使用中又是不可忽略的存在。故而,中国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存在着这样三个利益主体:为维护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利益的国家（政府）;为获得乡村治理职能和社会效益的村集体（村委）;以及为有效利用公共池塘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使用者。因此,实现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治理并发挥其乡村振兴价值,在于调和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有效的利益兼顾机制。在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下,本文结合集体行动理论,围绕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与使用采取了主体的理性取向、相互依赖、交换结果的均衡、互惠以及交换的边际效用来构建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与兼顾的分析框架,并假设:在中国的政法制度下,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达成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其需要理性的利益相关主体能够根据彼此间的利益取向,形成有效地相互依赖关系,开展互惠的社会交换并减少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边际效益递减,从而减少社会交换结果的不均衡性,以实现稳定且可持续的社会交换,如此方能实现一个有效的集体行动。为方便深入理论构建,本文借用了哈丁的“公地悲剧”情境,以更好的呈现理论层面的三方利益冲突。本文认为,第一,正是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矛盾,使得理性使用者之间以及其与国家和村集体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交换,致使使用者追求的社会交换呈现偏离集体行动而形成非均衡性;第二,由于社会交换的边际效益递减,三方利益的获得感同样或得到削弱,导致对规则的遵守、认同与执行的削弱。此外,国家的行政人员和村委与国家之间在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中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交换给予足够的行为激励,故而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存在政府少作为,村委难作为的情况。这几种情况都会致使国家、村集体和使用者之间的社会交换难以形成互惠的结果,而又削弱了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集体行动难以达成。最终,使得社会交换偏离了三方之间,利益冲突的困境也便由此产生。而主体间利益兼顾的逻辑在于:第一,治理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认知性产权与法理性产权之间的平衡做出相应的互惠举措,从而能够增强使用者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依赖。第二,采用基于政治性或运动式治理方式的激励,以满足行政人员的利益偏好。由此,使得国家及其行政人员、村集体和使用者三者之间想成互惠和相互依赖。第三,则是通过决策共商的模式整合个人理性,并通过行为监督和惩罚的方式,从而减少违规行为的负外部性,形成对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整合的有效路径。第三,在边际效用递增促进社会交换的可持续问题上,则是基于政府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制度供给承担成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并结合“精准扶贫”等已有承担成本增进贫困户福利的已有经验,提出了让使用者“搭便车”的路径,即国家承担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更多的成本,减少使用者的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使得使用者在治理的边际效用中的获得更多的利益增进。同时,通过财政激励,发挥村委作为基层代理人的角色,并将村委纳入制度决策过程之中,发挥村庄“当家人”的作用,使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能够同时获得增进,促进边际效用递增,从而实现社会交换的可持续性,促进有效的利益兼顾的集体行动的路径达成。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探讨了C县浅海滩涂的案例。案例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涵盖了C县镇与镇、村与村、村民与村民之间围绕浅海滩涂使用产生的一系列利益冲突,以及在村民之间纠纷和械斗与浙江省“一打三整治”的运动式治理背景下,对浅海滩涂开展的有效改革实现的主体间利益兼顾。通过上文社会交换与集体行动的理论实践,开展了相应的案例分析并发现,C县浅海滩涂治理与使用中的主体间利益冲突及其兼顾与理论逻辑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因此,基于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奥斯特罗姆的“八项原则”在中国乡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存在诸多的不适应性。故而开展了相应的理论层面的改进,创新性的构建了一个兼顾公共池塘资源主体间利益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即权属认同机制、利益兼容机制、运行监督机制、决策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