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人口现象,老龄化正深刻影响着我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党的十九大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感与获得感放在了我国民生建设工作的突出位置,而在目前国内老龄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村老年人作为社会最弱势群体之一,如何提升其生活满意度问题也愈发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思考。一方面,经济支持和居住安排是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探究不同经济支持类型、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对有效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空巢化,也让农村老年人精神抑郁问题进入到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中,抑郁程度对农村老年人满意感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居住安排、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实现农村老年人群体的满意感与获得感。本文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以社会支持理论、代际团结与冲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就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在对样本特征和关键变量进行系统性描述性统计和关联性分析后,本文首先通过Ologit模型就农村老年人不同经济支持类型、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展开回归分析;其次,本文针对我国农村老年人自身特点,就不同性别与不同年龄段农村老年人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以进一步探究经济支持与居住安排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上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性;最后,本文引入抑郁程度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讨其在经济支持和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及其具体大小。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经济支持层面:对于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而言,依靠政府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均比依靠自身储蓄更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水平,且依靠政府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依靠子女的老年人群体。而在居住安排层面:不同居住安排方式会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带来不同影响。一方面,与子女同住相比于与配偶同居而言,能为农村老年人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在独居与配偶同住两种居住方式中,选择前者的农村老年人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分组回归方面,本研究发现:其一、从性别角度,男性老年人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而女性老年人则表现出了更多依附性特征。相比之于男性老年人而言,女性往往在经济上更依赖外界支持,在居住上更依赖与他人同住。其二、从年龄角度,高龄老年人相比之于低龄老年人而言,在经济支持和居住安排上都更依赖子女,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依靠政府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面效应也在逐渐减弱。最后,本研究通过考察抑郁程度的中介效应后发现:不论是在经济支持还是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上,抑郁程度都发挥了显著中介效用,不同经济支持类型和居住安排方式都会通过影响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间接影响到其生活满意度水平。最后,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经济支持、居住安排、精神抑郁问题三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与意见。一是稳步推进经济支持体系多元化发展,包括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居民养老金给付水平,灵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以扩展经济收入来源,进一步放宽部分地区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准入门槛等;二是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加快建设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与设施,灵活开展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服务,提倡地方政府规范用人单位制定并落实探亲假与看护假等;三是积极开展抑郁宣传与防治工作并进一步弘扬孝道文化,包括在宏观层面倡议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高度重视抑郁宣传工作以及特色老年社会活动的组织开展,在微观层面呼吁子女多考虑年迈父母的居住意愿与生活需求,提倡老年人个人更积极阳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