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翻译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们不仅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探索它,而且还应用不同的文化观点来研究它。仅就文化的层面来看,这些研究的视角既有心理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和跨文化交际的,还有女性主义的、解构主义的和后殖民主义的,百花齐放,多姿多彩,构成了当今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多视角的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了翻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学科地位。在所有这些文化理论视角中,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翻译理论研究取向。 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学说,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其结果是消除“中心”和“权威”,提倡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发展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该理论被应用于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被称为后殖民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认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着权力差异,这两种文化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平等对话。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从微观视角来考察翻译活动,把翻译看成一种纯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认为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等值,翻译是在具有平等地位的两种语言间的平等对话,完全忽视了隐藏于翻译实践背后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把翻译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大背景之中,宏观地考察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乌托邦式的理论预设,并最终否定了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对等的翻译理想。 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翻译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翻译在后殖民语境下充当了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扮演了文化殖民和文化侵略的角色;另一方面,翻译也一直是第三世界人民抵制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有感于此,本文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以林语堂和雪利·布莱克(Shirley Black)所译《浮生六记》的两个英译本为个案,在详细考察、比较两者差异的基础上,充分揭示了在翻译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活动中西方译者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弱势文化的偏见和轻视以及东方译者为保护本民族文化所做的努力和抗争。这种个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