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项不断将某种意识形态带入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意识形态的来源地我们称之为文化源地；而意识形态的输入地我们称为文化目的地。翻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里，翻译理论逐渐发展、壮大、成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将翻译理论的发展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扩大。在文化研究的角度下，人们开始意识到，不管是从同一根源的文化的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还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的文化交流，翻译操控这一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阻滞两种文化进行适当交流和交换的绊脚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追问：在文化操控猖獗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让翻译的作品更好地协助读者了解另一种文化，形成双重文化的理解？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往的有效形式？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答可以更好地体现翻译研究的价值，并且对推进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形成一个平衡的、健康的交互方式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结合解释人类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本文讨论了民族志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民族志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民族志通常只是人类学家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假想，由此民族志的危机产生。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阐释人类学，将人类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视野。在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理论中，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是阐述人类学的三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本文简要地探索了翻译理论的发展，追溯到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介绍了翻译操控这一行为。分析了影响操控的主要因素即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然后分析了归化这一翻译策略的本质，实质上是一种通过透明流畅的译文来抹杀文化差异的操控行为，最后通过分析操控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利影响得出结论翻译操控实际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第三部分，本文将格尔兹阐释人类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介绍了深度翻译这一理论。深度翻译通过在翻译作品中提供脚注、注释，为读者展现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促进读者对于文化他者存在的感知，阅读他者，理解他者。最后，作者作出总结，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很多独一无二的边缘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和挑战，尊重文化差异，尊重文化他者，唤起全球人民对于文化他者存在的感知，才是我们现在所应有的态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纽带，更应该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因此深度翻译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尊重弱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