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国对现行刑法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订,在条文中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并将该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立法者设置该罪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事业单位正常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事业单位所管理的国有资产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然而由于理论与实务在对该罪的一些关键概念认定上存在较大争议,进而导致同一行为在刑事司法认定上的出现巨大差别,客观上不利于司法实务中精准科学地惩治犯罪。文章尝试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基本原理进行法律理论分析,对该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认定以及立法完善等内容进行探讨,提出相应的观点和看法,以期达到消减理论分歧、服务司法实践、打击违法犯罪之目的。该罪的实行行为主要包括擅自超越职权和不正确行使职权两种。可以运用“双重控制法”对企业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属性进行界定。在“二次委派”的情形中,由于职务和委派行为的延续性,行为人应当被视作拥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应当坚持法定性和职责性相统一的观点,具体地认定行为人是否在“从事公务”。按照“结果标准说”的观点,该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的统一。“徇私舞弊”作为该罪的加重情节,应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实行行为。与工作过失的区别主要在于主观认识和结果预见性等方面。与一般滥用职权行为的区别可以运用“双重不法性”的观点进行分析。行为人在收受非法财物后,又实施滥用职权并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应当从“牵连犯”的角度对行为人的前后行为进行认定。针对该罪的立法缺陷,可以从明确主体范围、优化条文设置、修改刑罚设置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