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战争已经基本中止,但是地区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却并未随之停止,发生在地区间、国家间或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武装冲突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由于这类型的武装冲突中常常存在较强的民族因素,多属于“民族冲突”的范畴,使“民族冲突”成为了当代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就根源、历史和文化而言,每一场“民族冲突”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但是在不少当代“民族冲突”案例中,冲突期间武装团体或准军事团体实施的针对平民女性的强奸、虐待等暴力行为被当作一种战斗战略,正这种战略被普遍性的使用,使“性暴力受害者”几乎成为民族冲突中受害女性的集体性身份标签。基于女性不断成为民族冲突受害者的现实,“民族冲突”中的平民女性一面被外界格外关注、又一面被寄予厚望,期待她们成为反对民族冲突、建设地区和平、实现民族和解的重要力量。从现实来看,女性确实在一些民族冲突中起到了“战争消防栓”的作用,她们冲破民族冲突的身份界限,在不同民族的女性之间建构了一种横向的联盟,为民族冲突的良性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民族冲突复杂化、常态化背景下,一些新现象的出现,使一些既有理论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将女性视为受害者与反战者（和平者）的角色,在肯定了女性对武装冲突有能动性影响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冲突中女性的受害者身份,使女性在民族冲突中的角色呈现两极化。这种两极化身份的背后,体现了一种二元性的思维,即在分析冲突时期男女角色时,默认女性本质上是和平的、反战的、被动地,而男性才是暴力的、战争的、主动地,因此女性与冲突、暴力无关。事实上,妇女在武装冲突中的角色早已多元化,在不少地区,女性担任军事组织的战斗人员、军事指挥官,或者加入游击队与男性一起打游击战,一些女性甚至加入了极端组织参与恐怖袭击事件。由此可见,女性不一定是积极反战的,她们可能对军事计划、暴力行动有兴趣,并与男性一样主动积极地投身其中。尼拉马苏科是首位在国际法庭上被认定为对民族冲突期间的性暴力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女性,这起判决证明,妇女也有能力实施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暴力行为,而女性参与实施的暴行其受害者往往也是女性。女性与民族冲突的议题性呈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经历了女性与民族冲突无关论、女性是民族冲突受害者论、女性是民族冲突代理人论与女性是民族冲突施暴者论四个阶段。随着相关议题研究的深入,女性在民族冲突中的角色呈现由单一性转向多样性,女性在民族冲突中的参与则从最初的被动型参与更多地转向主动型参与。在具体的案例中,女性参与民族冲突的后果又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虽然学术界就女性在民族冲突中的多样性角色已经达成了基本性的共识,但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强调民族战争、民族冲突对女性负面性影响的学术作品仍然占到绝大多数,这种将女性视为民族冲突绝对受害者的预设,会遮蔽民族冲突中女性的主动性,掩盖女性与民族冲突之间多维、互动、交叉性的关系,从而将民族冲突中的性别身份与性别角色绝对化。这不仅难以解释最近几十年间出现的、多国民族冲突后女性政治参与度普遍性提升的新现象,还由于忽视了女性对民族冲突的进程性影响,从而难以从学理上为女性参与民族冲突解决、冲突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提供支持。为此,本文结合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将20世纪4次重要的民族冲突作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进程的脉络呈现民族冲突中女性角色的演变历程,进而对相关的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学理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