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经济迅速向现代化发展,信用卡逐渐成为银行与顾客之间高效、便捷的交易方式。虽然信用卡能够为社会带来快捷的贸易支付方式,但生活中不断出现信用卡超额使用以及透支后延期不归还的现象,为抑制此类事情的发生,保护公民的权利且发挥法律威慑预防作用,司法机关人员更偏重于适用刑法,多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虽然实现了法律报应,恢复了法律秩序,但却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发展历程,本罪成立的行为方式、主客观要素在司法认定中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在分析诈骗罪构成,恶意透支和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与基础上,提出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认定当中的问题;从行为方式与主观故意等要素阐释本罪中认定问题的原因;探索正确认定本罪的路径。最后反思与前瞻如何回归刑法谦抑性。本文希望从限制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出发,呼吁慎用刑法,实现刑法调整范围的紧缩。本文开篇对一般诈骗罪基本构成、恶意透支与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概述,体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特殊性。本罪是特殊的诈骗罪,在一般诈骗罪构成的基础之上实施以非法占有目的恶意透支行为,故在认定本罪时须在一般诈骗罪构成基础之上对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与恶意透支进行认定。所以只有在清晰定义非法占有目的与恶意透支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地评价行为人的透支行为。在简单概述后,本文在第二章中详细地提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问题的具体表现,并辅以实际典型案例阐述。在第三章中,针对本罪前述问题进行原因分析。首先,对本罪设立的起源与发展做了必要地研究,结合我国刑法的史源,分析出司法人员在认定行为时受刑法本位思想的影响。尤其在本罪初设时,为弥补民事法律规范对当事人权益保障的缺失,把目光抛向了刑法。其次,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为认定本罪提供了标准,本文根据主观故意的内容进行原因分析。透支行为性质的辨别取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且所指非法占有目的唯有实施透支行为时产生的。简言之,刑法仅可打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恶意透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明知与大量透支是既须分开独立认定又须在各自认定后相互组成证实主观故意的构成要件要素,且明知是行为时的明知,仅依据行为人实施透支行为时的客观经济状态证成。最后,关于催收不还体系地位认定不同也会导致本罪的认定不同,本文将三种学说各自分别陈述。但无论基于哪种学说,经催收不还只是一个判断资料,不能直接认定主观恶意。本文采取客观处罚要件说,当经过银行地催收后行为人归还欠款,则行为人无法再从透支行为中获利,且行为也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则无需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后,本文开始探索如何正确认定本罪。司法实践中获取的法律原则为法律共同体当中具备多数公认力的正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共同构筑了法伦理体系,体系的存在将待解释规范与法秩序中的正义观念体系相衔接,那么认定本罪则不能脱离法伦理体系的指引,本文以谦抑性原则为导向,以此展开对本罪如何正确认定的讨论。首先,本罪故意的内容过于宽泛,须做严格解释。在司法解释中曾对非法占有目的做过详细的定义与列举,但在认定中不可仅凭行为符合司法解释中某一款便断定为本罪,须严格结合多方客观事实判断。其次,大量透支是恶意透支之下的概念,定义大量透支则不能脱离恶意透支的范畴。且明知的认定范围是个人行为时的经济能力状态,而不是届时的还款能力。最后,本文对催收不还认定为客观处罚要件,因为行为人在催收后归还财物便没有再进行特殊预防必要,也就不必以刑法制裁,且此处所指的催收须是严格的有效催收。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深化,刑法与民法共同构筑防范犯罪的法律堤坝,但在这堤坝中,刑法应是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