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是秦汉魏晋到隋唐过渡的重要时期,在对政权的争夺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构建中,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史中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结果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加快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音乐形态也随之面目一新。北朝音乐在中国音乐史的编撰中却很难尽如人意,其原因是一个多元与复杂的问题,但意识形态、视角与资料缺乏无疑是其进展的最大阻碍。本论文以北朝墓葬考古发现为核心材料,在政权“正统化”斗争的思想上,对大量墓葬图像实证研究,推断出北朝贵族音乐生活的主要形式与组成及其发展与扩大的思想意识储备与动力源泉,为秦汉魏晋与隋唐风格迥异的音乐形式构成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也看到北方异族所代表的非农耕文化与中原文化冲突与交融中发展出来新的极具生命力的新的音乐文化形态。论文分四章。在第一章对北朝音乐文物出现的墓葬做了基础的梳理,可以看到墓葬基本围绕各朝都城与陪都建设,具有鲜明的身份与等级特点。在第二章对两种文物存在方式按照政权更迭不同与存在形态差异,分乐俑和壁画两部分进行描述,对其数量、形制、基本内容表达等依据墓葬报告做出描述,形成对北朝墓葬音乐的宏观认识与整体把握,与文献材料的区别在于,大量的文物提供了“历史田野”的直观认识,刷新了历史的存在感。因此在接下来的两章均是基于文物实际存在的利用历史文献的解读。不同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解释在于,从文物到文献的推理逻辑立足于“历史田野”事实,从文献到文献的推理仅依赖于理论逻辑。因此解释也就会有不同。第三章对鼓吹乐俑的解读,在于墓葬大量的鼓吹乐俑存在,说明在北朝贵族,鼓吹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当然,其站立演奏和骑马演奏有两种表达方式,在对文献和以往相关历史研究中,笔者发现,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政权“正统化”建设中的“赏赐”,墓葬主人均为当时贵族,结合墓志文,对墓主人的信息把握超出了文献的记载,或者补充了文献记载,墓主人基本都具有功勋,而鼓吹的最高级所有权归属为皇帝,以墓志记载与大数据方式检索文献,会发现,鼓吹形态只是针对各种行为和仪式的赏赐,虽然赏赐中鼓吹会搭配出多种形式,但在与鼓吹相关的文献中,很难见到其它形式的存在。并且鼓吹承袭汉、晋旧制,在正统化建设中,正史记载非常清晰,鼓吹曲在新的政权中,只是做了名称的调整,曲调并没有变化。第四章,则对在墓葬音乐图像中大量存在的歌舞宴饮杂技等图像与属于王权的隋唐宫廷九部乐、十部乐以及坐立部伎对应起来。在《隋书》及《旧唐书》《新唐书》突然出现了前述丰富的音乐形式,如果立足于皇权与政权正统化建设,这个突然出现就不难理解了,就是在新政权建设中,将事实存在的音乐形态,原来在中原儒家“礼乐制度”被排除在外的内容,赋予了名正言顺的名称,得到了王权的认可与命名,进入了正史记载。不难看出,这就是不同文化博弈的产物。极大的拓展与丰富了中原的音乐体系。之外,对于突然被扩充的宴乐体系,不得不说到粟特人的贡献,在北朝,出土了独具特色极其精美的粟特人石棺椁,在其上的图像中,又比较普遍的存在一种独特的舞蹈,在隋唐的文献中称其为“胡旋”与“胡腾”,在对文献的甄别中看出,这种称谓是后人的称谓,并非时人所用,是政权重新为汉人获得后,世人对外来舞蹈的蔑称。而这种舞蹈从文献记载及图像来看,是一种酒后腾跳的、情感浓烈的、需要较高技艺的舞蹈,无论是石国、史国、康国,都是以粟特人为核心的康居故人。他们能歌善舞,精于商贾,信仰祆教,在商业的往来中,推动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将善舞的胡旋女进献给中原,这是中原新的音乐来源的途径之一。其实,对于北朝一个动荡和复杂的历史时段来说,其音乐建构也必然有其琐碎的历史存在,但是无论再多解释,历史都应当观照现实,北朝异文化的交流融合与隋唐音乐文化的繁荣之关系,其现实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