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也离不开制造业的强劲需求拉动。近十年来,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关联,且出现了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作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地之一,长江经济带面临加快两类产业融合发展的严峻挑战。目前,中外相关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探究国家或省市的二者融合问题,而相对缺乏对横跨我国东中西部的流域经济带及重点城市群的相关实证研究。加之,鉴于两类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经济学模型为主进行的相关分析,有可能导致经验性判断出现一定偏差。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2017年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关数据,首先分析了该流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其次,引入空间要素构建产业融合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应用融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测度各省市二类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及其等级类型;最后,重点选取生产性服务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服务业作为样本行业,以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黔中和滇中等五个城市群（含84个地级市）为案例地区,聚焦实证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程度,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刻画二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及异质性,以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可能原因,旨在为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思考与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呈现稳中提质的总体特点。其中,采用综合评价函数法计算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水平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就发展速度而言,前者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与后者较高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各省市两大产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梯度层次性与空间分异性,即下游地区优势明显,而中上游地区次之。（2）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二类产业融合协调指数均在初级协调水平以上,且高于国家平均水平。这说明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融合基础较好。二者融合发展水平从下游到中游及上游呈逐步递减趋势。其中,除上海属于制造业轻度滞后型外,其他省市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产业融合发展的滞后程度与各省市两类产业的发展水平差距有关。横向对比该流域上中下游的产业滞后程度与融合发展水平发现:上游地区制造业发展起步较晚,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比较弱,所以二类产业并未拉开较大差距,属于中度滞后型;而中游地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但生产性服务业总体规模较小且内部结构不合理,并未给予制造业应有的支撑,导致二者产业间差距最为明显,属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型;下游地区制造业基础良好,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二者产业间差距最小,属于轻度滞后型。（3）长江经济带五个城市群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呈显著的空间差异。原因在于,二者产业融合水平与各城市群自身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实证结果发现:金融服务业发展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滇中与黔中城市群,制造业发展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滇中与黔中城市群,进而导致这两类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滇中与黔中城市群。除长三角城市群二者接近同步发展外,其余城市群均属于金融服务业滞后型。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对五个城市群84个地级市进行相关空间关系分析发现,地级市间的产业融合呈较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南部,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高-低集聚区零星分布于长江中游、成渝、黔中和滇中城市群的省会城市或经济中心城市;低-高集聚区个数较少,曾于2008-2014年间出现在长三角城市群北部。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上游的泸州、自贡等产业欠发达地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搭建产业信息共享平台,充分以制造业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二是,建设“制造-服务”一体化产业园区,积极促进产业集聚以缩小二者产业间的差距;三是,提高科技金融水平,改善金融投资环境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经济带;四是,制定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的利用自身优势提升核心实力。本文因作者理论知识水平与实践经验有待提升,未来可从拓宽数据年限、融入绿色创新评价指标、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样本行业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