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大力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农村薄弱义务教育学校改造计划、将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学生纳入政府助学计划、设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地方高校的发展等等,这些措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教育的不公平程度,不仅缩小了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投入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教育代际传递反映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如果教育代际传递性较强,那么对于受教育水平低的父代,其子代的受教育水平也会比较低,这就导致教育贫困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父代的教育不公通过代际传递在子代之间形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因此可以说教育代际传递是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代际传递展开了研究。经济学上也常常用代际流动来指代代际传递性的强弱,代际流动水平越低则代际传递性越强,反之则越弱。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教育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会对地区内部经济社会指标及个人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对地区的和谐稳定以及居民主观态度和感受产生重要影响,以往诸多学者主要关注中国整体的代际流动水平,碍于数据和测度方法限制,目前还鲜有学者关注地区之间尤其是城市之间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问题。事实上,中国由于区域众多、发展程度及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各地教育政策存在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市间教育代际流动水平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如何科学测度各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大小,呈现不同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特征事实,在此基础上考察教育代际流动对贫富差距和居民主观感受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角度探寻提高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可能路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推导了收入和教育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为本文开展各项实证工作奠定理论基础;二是对代际流动的各种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在克服数据限制的基础上采用测量偏误更小的代际次序相关性方法,测算了不同地区和城市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水平,呈现了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差异;三是实证探究了教育代际流动性的高低所产生的微观影响,本文主要从贫富差距、居民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水平三个维度考察了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微观影响,这也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四是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了我国公共教育支出所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提高教育代际流动性和缩小教育代际流动性差距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一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及实践意义,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解释,并对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整篇文章的章节安排进行了介绍,另外总结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部分重点梳理了与本文研究主题较为接近的文献,包括对教育的产品属性、代际弹性的测算、代际流动性的外在影响以及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等的研究,其中对代际弹性测算的研究包括收入代际弹性的测算和教育代际弹性的测算,代际流动性外在影响主要包括对居民贫富差距、居民幸福感以及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而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主要分为支出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两个方面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国家整体层面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及其影响,少有文献对我国各地区教育代际弹性进行科学测度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所涉及到的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代际传递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流动理论以及著名的盖茨比曲线。第二部分推导了收入代际传递的理论模型,并将其拓展到教育层面的代际传递,分析了不存在公共教育支出和存在公共教育支出两种情况下父代与子代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关系。第四、五、六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第四章对我国各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进行了科学的测度并呈现了各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的特征事实,这部分首先利用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库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年数据库比较了代际流动性的测算方法—代际次序相关性方法（回归方程是rank-rank形式）相对于以往的测算方法（回归方程是log-log形式）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并借鉴Chetty等（2014）构建地区层面绝对代际流动指标测度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库中父代与子代的受教育水平测算了我国各区域和各阶层绝对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各区域和各阶层之间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非常大,分阶层看,我国中低阶层普遍有着向上的流动性,中高阶层却普遍面临着向下的流动性;分地区看,有些地区总体流动性比较强,有些地区则比较固化,以25百分位阶层为例,省份层面25百分位阶层绝对流动水平最高值为17.08,最低值仅为11.29,二者相差约6个百分位,而具体到城市层面,绝对代际流动水平的差异更大,25百分位绝对代际流动水平的最低值是8.75,最高值为19.27,两者相差约11个百分位。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探究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微观影响。本文认为当城市教育代际流动性发生变化时,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被当地居民所感知,并对居民的主观感受产生影响。本文选取贫富差距、居民主观幸福感和对他人的信任感三个维度来考察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变化所带来的微观影响,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指标,居民幸福感是居民对自身感受的主观评价,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则是居民对他人和社会的一种主观评价,这三个维度涵盖了居民整体福利的变化,因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将第四章所测算的城市层面底层25百分位阶层的绝对教育代际流动水平与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库和个人微观数据库相匹配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贫富差距,而当教育代际流动性下降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也会显著降低,这也进一步从微观层面证明了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提高教育代际流动性能够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社会信任水平,进而为化解社会发展难题提供可能路径。第六章着重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角度探寻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诸多可度量的宏观因素中,公共教育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理论分析表明公共教育支出的规模和结构都会对教育代际流动性产生影响,而现阶段我国公共教育支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公共教育支出的规模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结构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教育阶段之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另外,我国教育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还不够协调,对上述问题的梳理为进一步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指明了方向。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一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做了总结,接着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教育代际流动、缩小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居民幸福感和社会信任感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相比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聚焦于城市层面,不同于以往文献更多关注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教育代际流动性提高的本质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教育机会的公平,从地区和城乡层面研究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提高,研究的维度过大,不够聚焦,事实上,实现城市内部人与人之间教育机会的公平更为重要。本文通过对不同城市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度,呈现了城市层面社会成员之间教育机会公平的差异程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的认识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的事实并提出更具操作性的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的政策建议。第二,采用代际次序相关性指标测算了各城市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并分析了我国各城市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是准确测算城市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以往文献大都将子代的受教育水平或者受教育年限对父代的受教育水平或者受教育年限进行回归,回归出来的系数即为父代和子代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或者说是子代受教育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受父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但是这种方法并不精确,因为父代受教育水平和子代受教育水平之间并不服从线性关系,而满足线性关系是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非常重要的前提,相比这种方法,代际次序相关性不仅满足线性关系,而且在样本和变量定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测算结果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具有很强的稳健性。第三,将受教育水平位于底层25百分位的群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更加强调了底层群体在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提高中所产生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按照受教育水平将个体分为底层25百分位、中低层50百分位、中高层75百分位以及高层等四个阶层,并探讨了各阶层代际流动的水平和趋势。以往大部分文献都是按照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将个人分为高学历和低学历,但是这种高和低只是相对而言,范围较大,无法单独关注最底层的那部分群体,本文改进了这种分类方法,不仅给出了各阶层的代际流动水平,而且还针对底层25百分位的群体单独进行了分析。第四,丰富了代际流动性微观效应的研究。本文将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库相匹配,并研究了代际流动对居民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已有文献对代际流动和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的维度较为宽泛,本文从城市层面研究代际流动和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深化了对幸福感的研究。另外,现有的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提高我国居民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这些角度包括户籍、高等教育、义务教育、方言以及社会分割等,但鲜有文献从代际流动并且是城市层面的代际流动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不仅拓宽了居民幸福感和社会信任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通过居民幸福感和社会信任感证明了教育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