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化石燃料,这造成了各种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并由此导致了极端气候事件和雾霾、酸雨等空气污染事件的频发,以及水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其他环境问题也在加剧。环境问题对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迫切希望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我国污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其污染排放总量达到了全国污染排放总量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成为了污染减排的主要对象和环境治理的焦点。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强,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提高,这些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治理压力,因此迫切需要开展多种绿色行为来应对。其中,能源效率提升、污染减排和绿色创新是企业绿色行为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最重要且互相促进的三种企业绿色行为。企业绿色行为开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是其往往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进而导致绿色发展资金投入不足。企业融资约束状况既受到企业本身融资状况的影响,也受到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等宏观因素影响。改善企业自身条件从而提高信贷获得的可能、金融政策实施以及金融体系优化会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为企业开展绿色行为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本文从不同来源类型企业融资约束视角出发,讨论了企业开展绿色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且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成本节约效应等方面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为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各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阐述当前国国内外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对绿色投资不足的现实情况予以描述;进一步论述了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以及能源效率提升、污染减排和企业绿色创新这三种最重要企业绿色行为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的微观环境影响以及企业融资约束的内外部来源。第二章,对国内外关于企业绿色行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本章首先对企业绿色行为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指出企业绿色行为研究受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发展理论、政府管制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绿色金融理论的指导,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最后,由于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而绿色创新是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章对探讨了企业能源强度下降、企业污染排放减少和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高这三种最重要企业绿色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且强调了融资约束、金融要素对企业绿色行为实施的作用。第三章,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以企业能源效率提升为例,考察了企业自身融资状况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获得融资后,非但没有提高其能源效率反而导致了能源强度的上升,这一结果验证了“效率悖论”的存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获得信贷融资后会忽略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和对成本节约的重视,会造成能源的浪费,从而导致了能源效率的下降。除此之外,企业获得信贷融资对位于金融市场环境更差的地区企业的能源强度提高作用更大,这说明对于信贷获得更难的企业在获得信贷融资后会更倾向于投资生产活动而不会去考虑能源效率提高问题。而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以有效抵消企业获得信贷融资所导致的能源强度上升,当环境规制水平足够高时甚至能逆转企业获得信贷融资和企业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以企业绿色创新为例,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基于201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分析了该试点政策实施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这种正向作用主要体现为对绿色实用新型创新的提升。相对于污染行业,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清洁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诱发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使得企业可以加大对绿色创新的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第五章,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以企业污染减排为例,探讨了金融体系变动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银行业竞争的加强会有助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而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使银行业竞争的污染减排效果进一步加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促使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是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财务成本下降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行业内竞争效应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会因不同企业、地区和行业特征而有所不同。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污染强度高行业的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考虑了银行业竞争对其他类型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发现银行业竞争还会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和降低企业的能源消费。因此,在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加大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发挥政府和金融部门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作用,确保企业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行为的开展。第六章,对文章的研究内容和实证分析结果进行了总结,以及基于这些研究结果为如何推进企业的绿色发展,特别是如何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且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融资约束是企业绿色行为开展的重要障碍,不同来源类型融资约束的存在均会使得企业减少其环境治理动力,进而减少对企业绿色行为的资金支持。因此,需要企业、银行和政府部门等各方面有效协作来扩展企业的融资渠道,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2）企业本身开展绿色行为的动机较弱,在融资约束缓解以后是否会向绿色发展转型具有不确定性,而政府环境规制的存在会迫使企业增加对绿色行为的资金支持。因此,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督和管理作用。（3）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结构变化会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内部竞争程度的加强都会有利于企业的融资状况的改善和绿色行为的开展。因此,在我国企业绿色发展转型中,要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注重金融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鼓励金融资源向支持企业绿色行为开展倾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本研究以融资约束为切入点,考察了不同来源类型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现有关于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绿色行为的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了企业整体融资约束状况的影响,而未考虑不同来源类型融资约束的作用。企业融资约束既源自于企业本身融资状况,也受到了宏观金融因素的影响,即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变化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变化。本文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从企业本身融资状况、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和金融部门竞争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绿色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详细探讨了融资约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作用以及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这丰富了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行为的相关研究,拓展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第二,本研究从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角度,关注了金融体系变化对企业融资约束和绿色行为的影响。现有关于金融市场与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中,相关文献更加注重于探讨金融规模的影响。不同于以往文献,本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分析了银行业结构变化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和对企业绿色行为开展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进一步揭示了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异质性影响。这些研究为探讨金融市场与企业绿色行为的关系打开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企业绿色行为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第三,本研究从政府环境管制切入,对金融市场、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性分析。本研究不仅验证了“效率悖论”问题的存在,同时发现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在影响企业绿色行为中的异质性作用。企业绿色行为在短期内很难获得收益,这使得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开展绿色行为的动机较弱,不利于企业绿色行为开展。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给予企业更大的环境治理压力,迫使企业增加投资用于推进绿色发展。这表明,在通过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来推进企业绿色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忽视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本研究既是对制度环境、企业绿色行为等领域研究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也为我国向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了政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