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由制造大国逐渐转型为制造强国,其中集聚发展对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因为制造业集聚的实质是结合分工专业化、交通便利性等优点,以此促进制造业发展。另外,制造业集聚所形成的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增强区域竞争力。但是,制造业的过度集聚,不仅会造成资源及能源的大量消耗,而且也会排放相当数量的工业“三废”污染物,限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为此不得不推出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又可能会制约制造业的集聚。可见,各级政府往往会陷入进行环境规制与提升制造业集聚的两难境地。因此,本文旨在探究环境规制的强度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具体情况,对寻找环境改善与制造业集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比较分析等方法,在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集聚机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我国2006-2017年31个（市、自治区）环境规制现状和制造业集聚现状以及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集聚状况及行业和区域差异等。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界定了环境规制、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等相关概念,然后对“污染避难所假说”、“波特假说”等理论假说进行解释,这样,可深入分析规制产生的成本效应与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对企业区位选择造成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企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理。（二）对环境规制与不同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集聚水平存在的差异性及其变化趋势,结论为:（1）2006-2017年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但也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即环境治理投资力度东中西部地区呈现依次递减趋势。（2）无论是高污染还是低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水平在东部地区随时间变化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在高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水平上呈现缓慢递减趋势,在低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水平上呈现缓慢递增趋势,两种类型制造业集聚程度在我国地区间分布不均匀,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3）2006-2017年我国高污染密度制造业的聚集水平较高,但也存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即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增趋势;而我国低污染密度制造业的聚集水平较低,但东中西部地区集聚水平依然存在差异,即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三）通过建立基准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与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并且对东、中、西部区域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同样存在差异,具体结论为:（1）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对高污染与低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均显著,对高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呈抑制作用,而对低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表现出促进作用。（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密度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方向相反的门槛特征,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密度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密度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影响方向恰好相反。（3）环境规制对于东、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显著抑制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大于中部地区;而规制对西部地区呈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是不显著的。（四）根据实证结论并运用前述相关理论,从全国整体和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两个层次,针对性地提出了合理适度进行环境规制以促进不同制造业在不同地区集聚的对策建议。并根据文章的研究方法及内容提出了本文的研究不足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借鉴前人对环境规制、企业区位选择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企业区位选择引入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理中,厘清企业区位选择、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集聚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