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上承春秋战国之纷乱,下启魏晋隋唐之新风。这一时期,不仅国家体制在重构,个体小家庭也在重构。个体家庭的重构引起家户内部成员结构的变动,也促使家庭政策发生变动。研究秦汉时期家户结构,有助于我们了解秦汉家户成员构成,了解秦汉家户政策的实施,从而更进一步加深对社会运行态势的认识,深化对秦汉历史的认知。以往学者研究秦汉家庭多从思维认知层面强调家、户的差异性,而忽视其在客观结构上的相似性。学者们多采用社会学领域家庭结构的分类方式,忽视秦汉时人对家户结构的朴素认识。本文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对秦汉家户结构进行探析。第一章对秦汉时期家与户的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进一步明确“家户结构”研究的合理性。秦汉时期的家是血缘、居住和财产共同体,也是精神共同体。户组织是国家层面对家庭的重新命名,户组织是国家人口统计、赋税征收、奖惩颁布的重要计量单位。时人家户认知相对模糊,家户的边界感不强,并不如后世归纳的这般清晰。且秦汉时期去今久矣,家与户的材料十分有限,家庭研究往往需要借助户籍材料,故而“家户结构”比“家庭结构”更切合秦汉家庭研究的实际。第二章辨析家户内所包含的成员,从时人观念出发,重新划分秦汉时期家户结构类型。“同居”中同居数的部分既是家庭共同体的组成,又是户下成员,其身份具有家户成员的双重指向。而隶、奴婢等非血缘群体,虽与户有所关联,但多是以附籍形式登记于户籍之上,究其本质,并非家户内部成员,不应纳入家户结构的讨论。“五口之家”应当是时人对家户结构的朴素认知,秦汉时期家户结构以婚姻对数为标准可划分为夫妻子型家庭、父母妻子型家庭、父母妻子同产型家庭。第三章探讨秦汉主流家户结构,并从住宅空间的变化角度对家户结构的变动趋势予以探究。商鞅制定分异令,从“倍其赋”与“名田宅制”从两个层面保证分异政策的推行。秦汉时期主要家户结构以夫妻子型和父母妻子型家庭为主,父母妻子未婚同产型家庭数量较多,常成为前两类家庭的过渡形态。但随着孝道的推行、土地兼并的加剧,已婚兄弟同居型、数世同居型的大家庭数量增多。这一变动趋势,与考古所见秦汉住宅空间的变化趋势相吻合。第四章探讨家户结构对于家户传承方面的影响。秦汉时期的“为户后”资格基本覆盖父母妻子型家户所包含的全体成员。有爵寡的出现是对夫妻型家庭中妻权的维护,其消亡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地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家户结构变动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