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主要依据民族历史学、文献学、翻译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并结合田野调查和文本对比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清乾隆时期完成的继《四库全书》之后又一浩大的文化工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过程及其意义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和研究。《清文翻译全藏经》的文字翻译以及付梓刊印,无疑是一项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巨大时间跨度的文化工程。因此,乾隆皇帝将译刻事宜全部交由清内务府承担,责令永2)、和珅、福隆安等王公贵臣负责总体事务和协调事宜,并召集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和金简等当朝佛学大师及饱学之士担任翻译和校勘等具体事务。最后,还需呈览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后方可誊录刊印。《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是以清政府最高规格的文化工程来进行和完成的,对这项文化工程的历史背景、前期准备、译刻时间、地点、人员、译刻步骤等具体内容展开详细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清政府内部不同民族人员协同推进和处理事务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清一代是如何以朝廷牵头开展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从而推动民族团结事业。学术界对《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仍然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同观点,而在藏学领域,尤其藏语学术界关于《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学术论文或研究专著几近空白。由此,笔者便萌生了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为此缺憾做一填补工作的念头。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现,前人研究中,多数文章内容属于换汤不换药的重复叙述,而其中较为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基础问题又存在较多疑点,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另外,前人研究中普遍缺少藏文史料的支撑。因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各类研究资源,并充分利用藏文古籍文献,重新对《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过程及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笔者认为,《清文翻译全藏经》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工程。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当时清政府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日趋紧密;二,到乾隆时期,满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的传统文化逐渐消逝,清廷推出“国语骑射”等应对政策;三,佛教已成为清政府高层为主的满族人的信仰载体。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工作便应运而生。作为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其完成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有条不紊地推进。在正式开启《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工作之前,其准备工作可以说已展开已久。首先,章嘉国师等已编纂《御制同文韵统》、《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梵番满蒙汉五体合璧贤劫千佛号》、《御制满汉蒙古番合阿礼嘎礼》等满汉蒙藏等文字对照的工具书,成为后来在翻译全藏经时重要的参考资料和权威辞书。另外,清政府在西华门内武英殿处设有“清字经馆”,并配备专门人员从事满蒙藏文等文字翻译及印刷工作,后来“清字经馆”及这些专门人员立刻被用到《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工作中,促进了其工程的快速推进。关于《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时间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有争议。笔者在对比乾隆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及藏文古籍《章嘉·若必多吉传》等多部重要史料后,认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准备工作,翌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式在清字经馆开始翻译和刊刻印刷工作。每一函翻译定稿后便开始刻板、刊印。因此可视为该版本编译付梓的一大特点,翻译和刊刻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翻译工作基本完成,而全部刊印工作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业已告竣。之前有学者认为《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翻译工作是在位于承德的殊像寺完成的,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上谕档》《啸亭续录》等史料中可以看出,《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工作全部是在位于西华门内的清字经馆和武英殿完成的。而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名单及具体负责的工作内容也在《清文翻译全藏经》附录《名衔》一函中,总计95人。此95人分工各有不同,各工种之间相互紧密衔接形成了严格的译刻步骤。第一步由翻译人员完成翻译后,交由校对官核对,校对官再次交付到阅经总裁及副总裁、办理经咒喇嘛等处审阅,之后呈览乾隆皇帝处作最后审定,再交由誊录官誊录,最后完成付梓刊印。从翻译学角度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翻译,应该参考了当时最重要的两部翻译理论著作,即章嘉·若必多吉的《智者之源》和魏象乾的《翻清说》。同时,也可以认为《清文翻译全藏经》是这两部翻译理论著作的重要实践成果。那么《清文翻译全藏经》究竟是依据哪部《大藏经》或者说哪种文字的佛经翻译而成,学者们众说纷纭,各持己见。面对方家前辈的各类观点,笔者打算另辟蹊径,终于在翻阅大量藏、汉、蒙古文字的《大藏经》目录并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目录顺序及经卷内容、函数等与藏文《甘珠尔》经基本一致。并且与北京版《甘珠尔》更趋一致,与蒙古文《甘珠尔》也多有相似之处,而与汉文《大藏经》目录出入较大。另外,在《乾隆朝记实录》等史料记载,当时清宫内部对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极为尊崇,各殿几乎都有供奉一套。乾隆皇帝亦御批经咒要依据藏文原音,并指出汉文经咒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综上所述,可以推断《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依据藏文《甘珠尔》康熙版翻译,在具体经卷和佛经词条时又借鉴汉文及蒙古文《大藏经》的内容而成。《清文翻译全藏经》在当时共付梓了12套,部分留存宫中,其余颁赐至盛京(今沈阳)、承德、西藏布达拉宫等处。至今仅存世两套,其中西藏布达拉宫收藏一套(似乎缺1函,共108函),故宫博物院收藏76函(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两地所藏为一套完整的满文大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及其经版代表了清内府书籍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发行,不仅促进藏传佛教成为满族民间的新的信仰载体,而且也推动形成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安定团结局面,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文字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故此,本研究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