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宏观经济逐渐复杂化程度加重,各国政府都在尝试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控来刺激国内的经济,以尽量减少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而这种频繁的政策调整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市场中经济主体预期与实际的偏离,近年来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逐渐加大。当前,我国处在“主要矛盾”的转变时刻,可以预期到的是,经济政策将会发生不少的调整。上市公司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国家经济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有随之产生的不确定性。在如此的经济大环境下,许多专家和学者致力于研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情况下,企业会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和经营策略。本文着重探究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股权变动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量化指标,选取我国2000年-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股权变动行为的影响。本文将股权变动行为分为首次公开发行、股权再融资、董高监持股变动和企业并购四种类型分析。在探究过程中,根据不同股权变动行为的特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类型或者行业分类,来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的差异。进一步,利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面板模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权变动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门限效应。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对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间具有差异,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负面影响小于非国有企业。（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股权再融资行为产生负面效应。这种效应在不同的行业有所不同:批发零售行业企业相比于其他行业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而房地产行业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高管增减持持股股份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弱。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的表现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其他行业,医药行业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更弱。此外,这种影响还存在门限效应,当EPU指数低于门限值124.6427时,其对企业董高监持股变动行为有正面影响;而EPU指数高于门限值时,为负面影响。（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效应在不同的行业有所不同:采矿业企业相比于其他行业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建筑业企业也是相同的结论。此外,这种影响还存在门限效应,当EPU指数高于门限值164.46时,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规模的影响更大,但当其低于门限值时,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减弱了。在我国目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基于前文的探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在筹备新经济政策颁布时,不但需要考虑政策对经济主体带来的直接影响,也应该考虑到经济主体预期与实际偏离所引发的潜在的不确定性影响。第二,本文实证发现适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部分股权变动行为产生正面效应,因此政府应尽量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控制在这一区间范围内,通过适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激励企业参与股票市场。第三,由于这种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性,所以政府在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也应该考虑不同行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