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离散,这一因家庭成员分散流动而四处散居的现象,在当前中国的农村家庭中仍普遍存在。而家庭离散中又以夫妻离散最为常见,对家庭的影响最大。在夫妻离散如何影响婚姻关系的议题上,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测量方式的差异,学界内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因此夫妻间的离散究竟给婚姻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仍然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7省13市（区）农民工调查数据,将空间分析视角带入夫妻离散与婚姻关系的研究之中,并借助Google Earth和ArcGIS软件,测量了表征外出已婚农民工夫妻离散化程度的三种变量,即夫妻跨省离散虚拟变量、夫妻离散类别变量以及夫妻离散距离变量。继而本文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非线性回归（NLS）检验等定量研究方法,探究三种不同测量方式的夫妻离散化变量对婚姻关系影响的差异,并进一步确定夫妻离散化程度影响婚姻关系的机制。首先,本文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婚姻关系整体趋于稳定,但不同类别的农民工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而通过ArcGIS软件描绘的农民工夫妻地理分布特征则呈现出“经济区依附”现象:农民工夫妻不会分散在两个不同的发达经济区,而是双方分散于同一经济区内或一方分散于配偶所在经济区附近。其次,本文分别针对夫妻跨省离散虚拟变量、夫妻离散类别变量和夫妻离散距离变量作了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在跨省离散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中,相比夫妻省内离散,夫妻省外离散显著提升了夫妻关系变差的可能性;夫妻离散类别变量的回归模型则显示出,相比夫妻市内离散,市外省内离散的农民工夫妻关系变差的几率大。但由于参照组的改变,夫妻省外离散影响方向却发生了变化;为了探究变化的原因,本文使用连续变量夫妻离散距离作进一步分析,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在整体农民工样本中,夫妻离散距离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夫妻关系变差的可能性。而使用夫妻离散距离分割的两个农民工子样本的模型结果却表明,夫妻离散距离与夫妻关系变差之间存在可能的非线性关系。再次,通过使用非线性模型（NLS）的检验结果表明,夫妻离散距离与夫妻关系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继而通过多项式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夫妻离散距离与夫妻关系变差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夫妻离散距离区间内存在着临界值拐点,夫妻离散距离超过这一临界值,夫妻关系变差的几率降低,而夫妻关系不变的几率大大提升。最后,本文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距离产生美”的生活经验无法得到数据的支持,农民工夫妻离散距离增加只会降低夫妻关系变好的可能;二、当夫妻离散距离低于临界值拐点时,离散距离增长显著增加了夫妻关系变差的可能,而降低了夫妻关系不变和变好的可能;三、当夫妻离散距离高于临界值拐点时,夫妻离散距离增加提升了夫妻关系不变的可能,降低了夫妻关系变差和变好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夫妻离散距离对于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存在“九小时车程”效应。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夫妻间的适当距离并不能使夫妻关系变好,而只能尽量维系夫妻关系使其保持不变。夫妻离散距离在影响夫妻关系上出现差异的可能解释是:基于“时空压缩”背后的权力不平等,即远距离分离的农民工夫妻无法像采用更先进的交通工具（飞机）或通讯工具（微信）来压缩空间以获得时间有效性,继而他们无法在婚姻关系出现危机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了避免这一状况的发生,他们只能被迫维持原有的亲密关系,因此这种不变的关系可能是被迫维持而非主动建构的。从现实意义来说,农民工夫妻关系最好的维护办法是不要分离或近可能分离在非常近的距离,如果实在需要分离,要尽量选择朝远方去。但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并非基于改善关系的感性因素,而更多是基于家庭收益的理性因素。因此这需要各城市在政策制定上不仅需要注重个体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也要关注他们的家庭羁绊,以理性政策带动农民工的感性决策,从而改善他们的婚姻稳定性,提升市民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