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届四中全会至今,党政引领下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进迅速,而新时代下的新社会矛盾向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同样摆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面前。为达成“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阶段性目标,政府发布一系列专门文件,旨在从“供给侧”为体系建设保驾护航。由于我国相关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普遍存在服务资源分散、平台间分工不清的问题。资源配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整合资源物尽其用、尽可能地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是亟待解决的课题。法经济学研究方法聚焦法律权利、法律活动等法律资源的均衡配置,在解决现阶段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配不够合理的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理性论对应有限理性假设、不完全信息假设下公共法律服务供需双方的不充分互通互动问题;效益论对应法律供求理论、法律成本效益理论下公共法律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导致的成本虚耗问题;均衡论对应法律市场理论、法律均衡理论下公共法律服务平台间分工不清、供需匹配度不高有碍体系长效运维的问题。实证研究是将西方现代法经济学“本土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对具体样本的供给体系、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了解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进而对资源整合模型进行初步探索。为满足各类主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法律服务需求,需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制度体系建设,整合以“三大平台”为核心的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形成以人才引导、科技支撑相配合的有效服务供给。目前平台体系的稳定性、权威性还不高,优化服务指引路径、提高资源精准配置是必要的,队伍建设的专业化程度也决定了群众对整体体系的认可程度。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当下,应当巩固完善现有资源,在已有资源基础上梳理职能分工、结合区域特色、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使体系建设朝着稳定且均衡的发展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