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市场及“空洞投票”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如欧美国家,但是我国也具备出现“空洞投票”的条件。投资者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证券借贷交易及“股权登记日捕获”和股票收益权信托交易等手段将股东投票权与收益权人为分离,造成投票权大于收益权的“空洞投票”现象,这与公司法“股东投票权与收益权相匹配”的基本假设相背离。股东作为享有公司投票资格的主体,若其在不承担或部分承担经济风险的条件下也能行使全部投票权,会损害其他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投票机制的预期,加深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代理成本。外部潜在投资者也会因为公司存在“空洞投票”股东而被迫增加对公司的调查力度,增加额外的信息成本,从而提高公司外部融资的难度,增加融资成本。但“空洞投票”也并不只产生负面作用,善加利用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公司积极股东或外部主体可以通过证券借贷收集投票权,做出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投票行为,从而改善公司治理情况;亦或是其可借入股票,并投票促使虽不利于公司利益,但却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决议的通过,如否决公司的垄断并购;与此同时,通过金融衍生品、证券借贷及股票收益权信托促成的“空洞投票”交易也在客观上为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发挥了作用。对待“空洞投票”的态度不应该是完全负面的,也不宜采用完全禁止的手段对其进行规制。从法律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看,在股东权能分离已成为趋势的当下,我们应当关注的不再是“空洞投票”造成的两权分离是否可以存在,而是应当关注当事人意思表示,与此同时,尽量保证这种安排不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不伤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待“空洞投票”问题的规制思路应当遵循:给空票留有实现其积极作用的空间,同时约束空票股东的不良行为,降低其带来的代理成本。借鉴法律经济学领域经典的“卡—梅”框架为“空洞投票”问题寻找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最终选用了“无为规则”、“管制规则”与“责任规则”作为规制规则,放弃了“财产规则”与“禁易规则”。具体的规制方案如下:首先,整体来看,事前采用了以行政主导的“管制规则”和以私权主导的“无为规则”,事后采用了以司法为主导的“责任规则”;其次,“管制规则”下,信息披露是关键的第一步。由于空票问题缺乏透明度,我国监管者尚不能确定该行为发生的频率与程度,而披露作为一种最谨慎与温和的管制方式,其可以帮助投资者与监管者更多地了解“空洞投票”,从而降低空票带来的融资成本与代理成本。除此之外,在“管制规则”中还提出了对证券借贷下证券出借者的责任要求,以及修改现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相关规定等方法,来一并帮助规制各种交易模式下的“空洞投票”。“无为规则”下,引入了自治机制来解决金融衍生品或股票收益权信托交易下“空洞投票”所产生的纠纷。在公司法领域,这种自治规则体现为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必要时可对股东投票权做出限制性安排,以便能帮助解决“空洞投票”造成的对“投票机制的损害”。最后,由于“管制规则”与“无为规则”对空票交易并未采取禁止的手段,对满足披露要求后的空洞投票权使用也并没有进行全面的限制。因此,在证券借贷与未对空票股东表决权做出限制的上市公司中,空洞投票仍有一定的概率产生机会主义投票,造成对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损害。此时,事后的司法介入可帮助减轻机会主义投票带来的负面效果。在“责任规则”下,司法对个人利益驱动下的机会主义空票行为裁判是规制重点。司法裁判可依据“禁止股东权利滥用”规则与“侵权责任规则”对内部空票主体与外部空票主体做出责任认定与赔偿安排。实践中,我国司法应当坚守其谦抑性立场,审慎介入公司治理,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保持合理平衡。